四十八 初闻朝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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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了锦衣卫的密报、梅国桢的奏折还有叶梦熊的军报，朱翊钧发现三封报告里的内容，契合度最高的就是萧如薰是此战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这一点，血战平虏城破敌九千，还有长途奔袭使敌后院起火不得不退军，从而使得魏学曾的以火速进兵包围宁夏镇立足于不败之地。
加上后来屡次击破哱拜以骑兵的突袭，还有最后的以火药爆破城墙，促使叛乱被终结，如果没有萧如薰，就像叶梦熊自己说的，他会采用引水灌城的方式，把宁夏城淹掉，届时不仅宁夏城毁于一旦，也将多造杀孽。
而萧如薰的出现不仅使得一场数万人的血战仅仅只有一万多民户损失，还只有一段西城墙的损失以及三分之一城内建筑的损失，加上六千明军的战死，这样的数据远远低于预料之中的引水灌城的损失数据，可以说萧如薰的存在帮大明节约了三分之二的征战银钱和重建安抚银钱。
而且据报，战后，萧如薰还致力于维护城池秩序，斩首二十四名犯罪士卒，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秩序，然后开始宁夏重建，这等手段和能力，绝非一个武夫可以具备。
叶梦熊对萧如薰的评价是“文武双全，大将之才，兼有牧民之能”。
梅国桢的评价是“九边之地五十年难出之帅才，有古之儒将风范”。
锦衣卫的评价是“兼具马上治军与下马治民之能，有文名，多读书，治军严谨，牧民有道，使之统兵征战，可以最小损失获取最大战果，实乃不世出之良将”。
其实不看锦衣卫的评价，就看两个文臣对这个武将的评价就可以知道萧如薰是多么的对他们的胃口，这年头，文官对九边武将的评价不是猪就是狗，相当蔑视。
而萧如薰作为九边将门世家子弟，首先可以迎娶原兵部尚书之女，就足以看出杨兆这个典型的文将对萧如薰的赏识，而现在叶梦熊和梅国桢的评语更体现出这一点。
另外据锦衣卫线报，被带回京城判罪的魏学曾对萧如薰也相当赏识，是最早支持萧如薰使用火药破城的人之一。
俗话说的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这个时代，文贵武贱的时代，一个不世出的良将的诞生到底是多宝贵，朱翊钧自己也很清楚，文人统兵总是有弊端的，比如文人势力太强，原本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武将集团则沦为走狗。
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登基之初，武将中强悍如戚继光李成梁都要仰仗其鼻息，皇帝给被他狠狠压制，这样的事情已经让朱翊钧对文臣集团极度不满，他已经在着手扶持宦官集团与之对抗了，比如尝试外派矿税太监弄钱顺便恶心文官。
但是这一仗一打，突然冒出了一个不世出之帅才，这就让朱翊钧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了。
扶持宦官虽然是皇帝的必要手段之一，但是由于这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也伤己，极其容易被文官集团掌握的史官给痛骂一顿，留下不好的名声被后人耻笑，这一点，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如非必要，朱翊钧不愿意如此，那么为了身后名，要对抗文官，保证自己的权威，光是分裂扶持文官山头还不行！
嘉靖爷爷扶持严嵩那一手已经被这些家伙看透了钻研透了，自己的脑袋也不如嘉靖爷爷那般聪明，这招不好使了，必须要另辟蹊径。
不能用文官分裂，抢不到笔杆子，不能随便使用宦官这个恶心别人也恶心自己的大招，钱袋子也不是那么好抢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扶持武人抢回枪杆子了。
而且在这个时候，扶持武人还有特殊的好处，因为文贵武贱已经百余年，文官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突然冒出一个大武将和他们分享权力，就好像当初的狄青担任枢密使的时候，是如何恶心那些文官的，熟读史书的朱翊钧记得很清楚。
然而更妙的一点是，宋代是祖制的文贵武贱，文官是真正的站在制高点之上居高临下的凌辱武官，而明代的祖制却恰恰相反，开国六公五个都是武将，唯一一个李善长也是因为军功得到的爵位，有明一代极重军功。
至于文贵武贱的现状，那是沿革使然，并非祖制，文官道德大招之一的“祖制之术”，就不能用，要用，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朱翊钧就要拿祖制好好的和他们说道说道，恶心恶心他们。
对这些文官，朱翊钧是恶心到了极点，厌恶到了极点。
所以，朱翊钧绝不会像宋仁宗那样盲目的信任文官，放纵文官逼死狄青，已经看透了这些家伙的朱翊钧会想方设法的扶持保护自己的代言人在朝中与文官争夺利益。
文官群起而攻之之后，武官只能紧紧依靠皇帝，靠着皇帝的威望和权力与文官打擂台，文官必将反扑，武将好不容易看到崛起的希望，必然会死命抵抗，两个集团一旦对立死磕，谁是最后的赢家？
自己。
加上锦衣卫东厂的偏帮手段，可以在最开始为武将的崛起打好前哨战，武将和锦衣卫东厂联手，把文官集团的气焰狠狠的打下去，到最后得到最大利益的，还是自己。
作为皇帝，如果底下臣子铁板一块，就等于皇帝被架空了权力，虽然孙权这种固执的分裂臣子的人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可是他至少保证了他的权力，朱翊钧的想法也是如此。
你们把大明朝折腾的乌烟瘴气，却叫朕来背黑锅，被天下人责骂，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就是所谓帝王心思，一家一姓之国最大的局限性也在于此，而这个时候，却是破局的唯一希望。
正所谓没有昏招，只有用错地方的妙招，就算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在某些时候，却能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
而目前的局面，朱翊钧绝不接受！一系列的计策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逐渐成形。
朱翊钧正在谋划着他的万世大局之时，一封来自辽东都司的奏报传递到了兵部，被新任兵部尚书石星所看到，并且引起了石星的注意。
石星乃是一位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老臣，生性耿直，因此仕途经历颇为坎坷，先是上书规劝隆庆皇帝，结果因为得罪了宦官腾祥，差点被打死。
到了万历即位之后，石星好不容易翻身平反，结果又与张居正闹翻，和张居正掰起了腕子，张居正那时候如日中天，权倾六部，石星只得弃官回家，一直到张居正死了，他才又回到朝廷中枢。
石星很清楚，作为大明在东方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境内属于大明的情报系统有好几套，首先大家心知肚明的专属皇帝的锦衣卫就肯定有，然后辽东地方的，大明兵部的等等等等。
甚至一些在朝鲜做生意的商人等私人系统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报站，时不时的也会为自己的利益向朝廷提供情报，朝鲜自以为大明对自己并不了解，其实大明对朝鲜的了解不算知根知底，也算心知肚明。
所以这封来自辽东镇守总兵官杨绍勋的报告让石星的心里开始打鼓，这封报告发出的时候是四月底，朝鲜都城告急的时候，石星接到的时候是五月中旬，为了弥补时间差，杨绍勋特意添上一句朝鲜局势糜烂，恐已无法收拾，还请朝廷早做准备。
石星心中怀疑，这朝鲜也勉强算是大国，坐拥三千里天险，带甲数十万，怎么十几天功夫，便被人打到都城了呢？按照情报上所描述，四月十三日日本军队开始进攻，短短十几天，王京汉城告急——朝鲜的兵都是稻草人吗？你但凡稍微抵抗一下，也不至于败得那么快吧？
此时此刻石星突然想起，去年，万历十九年下半年，一则甚嚣尘上的谣言在京师传的沸沸扬扬，说朝鲜联合日本图谋大明。
当时这则谣言被阁老许国辩诬成功，证明是子虚乌有，但是有没有可能，这真的是朝鲜人故意示弱，其实是故意给日本人让路？否则为什么至今为止都不曾接到朝鲜的求援国书？
石星想到这里，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不过想起宁夏战役已经被平定，大明已经腾出手来，心里又有了点底气，他一边指示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加强蓟州、山东沿海的战备工作，一边移文辽东都司，让他们赶紧派员前往朝鲜进行详细调查。
杨绍勋接到石星的指示的时候也是六月初了，他一边安排了崔世臣、林世禄两名调查人员，准备入朝事宜，一边派遣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前往朝鲜的义顺馆，建立起一条战时的紧急联络渠道，安插了几名大明军方的斥候与信使。
大明，已经对那个不安分的外邦产生关注了。
对比了锦衣卫的密报、梅国桢的奏折还有叶梦熊的军报，朱翊钧发现三封报告里的内容，契合度最高的就是萧如薰是此战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这一点，血战平虏城破敌九千，还有长途奔袭使敌后院起火不得不退军，从而使得魏学曾的以火速进兵包围宁夏镇立足于不败之地。
加上后来屡次击破哱拜以骑兵的突袭，还有最后的以火药爆破城墙，促使叛乱被终结，如果没有萧如薰，就像叶梦熊自己说的，他会采用引水灌城的方式，把宁夏城淹掉，届时不仅宁夏城毁于一旦，也将多造杀孽。
而萧如薰的出现不仅使得一场数万人的血战仅仅只有一万多民户损失，还只有一段西城墙的损失以及三分之一城内建筑的损失，加上六千明军的战死，这样的数据远远低于预料之中的引水灌城的损失数据，可以说萧如薰的存在帮大明节约了三分之二的征战银钱和重建安抚银钱。
而且据报，战后，萧如薰还致力于维护城池秩序，斩首二十四名犯罪士卒，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秩序，然后开始宁夏重建，这等手段和能力，绝非一个武夫可以具备。
叶梦熊对萧如薰的评价是“文武双全，大将之才，兼有牧民之能”。
梅国桢的评价是“九边之地五十年难出之帅才，有古之儒将风范”。
锦衣卫的评价是“兼具马上治军与下马治民之能，有文名，多读书，治军严谨，牧民有道，使之统兵征战，可以最小损失获取最大战果，实乃不世出之良将”。
其实不看锦衣卫的评价，就看两个文臣对这个武将的评价就可以知道萧如薰是多么的对他们的胃口，这年头，文官对九边武将的评价不是猪就是狗，相当蔑视。
而萧如薰作为九边将门世家子弟，首先可以迎娶原兵部尚书之女，就足以看出杨兆这个典型的文将对萧如薰的赏识，而现在叶梦熊和梅国桢的评语更体现出这一点。
另外据锦衣卫线报，被带回京城判罪的魏学曾对萧如薰也相当赏识，是最早支持萧如薰使用火药破城的人之一。
俗话说的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这个时代，文贵武贱的时代，一个不世出的良将的诞生到底是多宝贵，朱翊钧自己也很清楚，文人统兵总是有弊端的，比如文人势力太强，原本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武将集团则沦为走狗。
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登基之初，武将中强悍如戚继光李成梁都要仰仗其鼻息，皇帝给被他狠狠压制，这样的事情已经让朱翊钧对文臣集团极度不满，他已经在着手扶持宦官集团与之对抗了，比如尝试外派矿税太监弄钱顺便恶心文官。
但是这一仗一打，突然冒出了一个不世出之帅才，这就让朱翊钧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了。
扶持宦官虽然是皇帝的必要手段之一，但是由于这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也伤己，极其容易被文官集团掌握的史官给痛骂一顿，留下不好的名声被后人耻笑，这一点，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如非必要，朱翊钧不愿意如此，那么为了身后名，要对抗文官，保证自己的权威，光是分裂扶持文官山头还不行！
嘉靖爷爷扶持严嵩那一手已经被这些家伙看透了钻研透了，自己的脑袋也不如嘉靖爷爷那般聪明，这招不好使了，必须要另辟蹊径。
不能用文官分裂，抢不到笔杆子，不能随便使用宦官这个恶心别人也恶心自己的大招，钱袋子也不是那么好抢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扶持武人抢回枪杆子了。
而且在这个时候，扶持武人还有特殊的好处，因为文贵武贱已经百余年，文官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突然冒出一个大武将和他们分享权力，就好像当初的狄青担任枢密使的时候，是如何恶心那些文官的，熟读史书的朱翊钧记得很清楚。
然而更妙的一点是，宋代是祖制的文贵武贱，文官是真正的站在制高点之上居高临下的凌辱武官，而明代的祖制却恰恰相反，开国六公五个都是武将，唯一一个李善长也是因为军功得到的爵位，有明一代极重军功。
至于文贵武贱的现状，那是沿革使然，并非祖制，文官道德大招之一的“祖制之术”，就不能用，要用，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朱翊钧就要拿祖制好好的和他们说道说道，恶心恶心他们。
对这些文官，朱翊钧是恶心到了极点，厌恶到了极点。
所以，朱翊钧绝不会像宋仁宗那样盲目的信任文官，放纵文官逼死狄青，已经看透了这些家伙的朱翊钧会想方设法的扶持保护自己的代言人在朝中与文官争夺利益。
文官群起而攻之之后，武官只能紧紧依靠皇帝，靠着皇帝的威望和权力与文官打擂台，文官必将反扑，武将好不容易看到崛起的希望，必然会死命抵抗，两个集团一旦对立死磕，谁是最后的赢家？
自己。
加上锦衣卫东厂的偏帮手段，可以在最开始为武将的崛起打好前哨战，武将和锦衣卫东厂联手，把文官集团的气焰狠狠的打下去，到最后得到最大利益的，还是自己。
作为皇帝，如果底下臣子铁板一块，就等于皇帝被架空了权力，虽然孙权这种固执的分裂臣子的人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可是他至少保证了他的权力，朱翊钧的想法也是如此。
你们把大明朝折腾的乌烟瘴气，却叫朕来背黑锅，被天下人责骂，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就是所谓帝王心思，一家一姓之国最大的局限性也在于此，而这个时候，却是破局的唯一希望。
正所谓没有昏招，只有用错地方的妙招，就算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在某些时候，却能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
而目前的局面，朱翊钧绝不接受！一系列的计策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逐渐成形。
朱翊钧正在谋划着他的万世大局之时，一封来自辽东都司的奏报传递到了兵部，被新任兵部尚书石星所看到，并且引起了石星的注意。
石星乃是一位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老臣，生性耿直，因此仕途经历颇为坎坷，先是上书规劝隆庆皇帝，结果因为得罪了宦官腾祥，差点被打死。
到了万历即位之后，石星好不容易翻身平反，结果又与张居正闹翻，和张居正掰起了腕子，张居正那时候如日中天，权倾六部，石星只得弃官回家，一直到张居正死了，他才又回到朝廷中枢。
石星很清楚，作为大明在东方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境内属于大明的情报系统有好几套，首先大家心知肚明的专属皇帝的锦衣卫就肯定有，然后辽东地方的，大明兵部的等等等等。
甚至一些在朝鲜做生意的商人等私人系统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报站，时不时的也会为自己的利益向朝廷提供情报，朝鲜自以为大明对自己并不了解，其实大明对朝鲜的了解不算知根知底，也算心知肚明。
所以这封来自辽东镇守总兵官杨绍勋的报告让石星的心里开始打鼓，这封报告发出的时候是四月底，朝鲜都城告急的时候，石星接到的时候是五月中旬，为了弥补时间差，杨绍勋特意添上一句朝鲜局势糜烂，恐已无法收拾，还请朝廷早做准备。
石星心中怀疑，这朝鲜也勉强算是大国，坐拥三千里天险，带甲数十万，怎么十几天功夫，便被人打到都城了呢？按照情报上所描述，四月十三日日本军队开始进攻，短短十几天，王京汉城告急——朝鲜的兵都是稻草人吗？你但凡稍微抵抗一下，也不至于败得那么快吧？
此时此刻石星突然想起，去年，万历十九年下半年，一则甚嚣尘上的谣言在京师传的沸沸扬扬，说朝鲜联合日本图谋大明。
当时这则谣言被阁老许国辩诬成功，证明是子虚乌有，但是有没有可能，这真的是朝鲜人故意示弱，其实是故意给日本人让路？否则为什么至今为止都不曾接到朝鲜的求援国书？
石星想到这里，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不过想起宁夏战役已经被平定，大明已经腾出手来，心里又有了点底气，他一边指示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加强蓟州、山东沿海的战备工作，一边移文辽东都司，让他们赶紧派员前往朝鲜进行详细调查。
杨绍勋接到石星的指示的时候也是六月初了，他一边安排了崔世臣、林世禄两名调查人员，准备入朝事宜，一边派遣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前往朝鲜的义顺馆，建立起一条战时的紧急联络渠道，安插了几名大明军方的斥候与信使。
大明，已经对那个不安分的外邦产生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