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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侦破的案件现场，办案单位会去反复勘查，希望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或者印证更多的证据。郑巧慧被害案的现场也是这样，依旧被封存着。
这也是一间独立小门面房，门口的卷闸门下缘已经生锈，卷闸门外拉着一条蓝白相间的警戒带。
派出所民警接到通知，已经早早等在那里，见我们赶到，赶紧用钥匙打开了挂在已经被撬坏的卷闸门锁外的挂锁。
我看了看卷闸门的锁，对林涛说：“你看，这起案件中，凶手也锁闭了卷闸门，这作案手段如出一辙啊。”
“现在就寄希望于能在这个现场发现一些之前他们没有发现的线索了。”林涛说。
基本上这种低档美容院的房屋结构都很相似，大厅后面有一个隔间。从物品的摆放看，虽然郑巧慧不像陈蛟那样注意身材保养，但屋内收拾得干净整洁得多。
尽管如此，屋里的气味依然让人不想久留。密闭的空间里完好地储存着尸体被发现时的高度腐败的气息，混合着霉变的味道，让人仿佛瞬间回到了两个月前的惨案现场。
现场的地面铺着白色地板砖，有几块地板砖上贴着黑色比例尺，比例尺旁边无一例外是沾染了泥巴的鞋印。
“这个现场发现的鞋印比较一致。”民警见我和林涛蹲在地上看鞋印，介绍道，“不过经过鉴定，这些鞋印没有比对价值。”
“当天下雨吗？”我对痕迹检验领域不太精通，转而问道。
“是的，下的雨还不小呢。”民警说。
“如果下雨就价值不大了。”林涛用镊子夹起一块泥土，左看右看，说，“要是没有下雨，这些鞋子上沾着的泥巴倒是能说明一些问题。如果下雨，任何人鞋子上都有可能沾有泥巴，而且这泥巴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赶在晚饭前完成对这起案件现场的复勘工作。”我说，“这样，我们分工，我和大宝看中心现场隔间，林涛你和你的助手看外间。”
专案组两个月前对中心现场的勘查非常细致，每一处物证都有标记和记录，所以我和大宝找来找去都没有发现能够有突破的线索。直到林涛的一声“来看看这是什么！”才让我们重新燃起了希望。
林涛的掌心放着一片黄豆大的红色物体，是一个布片。
“从哪里找到的？”我说。
林涛指了指墙上的一枚水泥钉，说：“挂在水泥钉上，看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说不定和案件有一定的关系。”
“不是说不定，而是一定！”我激动地说，“因为钉子下方的墙上有一处擦蹭状血迹。”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下这一处孤立的、却没有被原勘查人员重视的血迹。
“现场有翻动的痕迹，凶手在离开之前翻动了现场，所以这一处擦蹭状血迹并没有引起勘查人员的注意。”林涛说，“虽然现场很多翻动部位有擦蹭血迹，但是没有一处有指纹纹线，都没有比对价值。”
“但是可以证明凶手杀人是为了钱，”我说，“而且这一处擦蹭血更有价值。首先，这个地方不可能藏钱；第二，这里离大门还比较远。凶手为什么要在这里擦一下？”
“为了拿挂在钉子上的衣服。”林涛说。
我笑着点点头：“所以，你发现的这块撕裂的小布片，非常有价值。”
我接过布片，用手摩擦着。因为我戴的是橡胶手套，触感比纱布手套更敏锐，很快，我就得出了结论：“这是雨衣。”
“对，当天下雨，”大宝说，“凶手来的时候穿了件红色的雨衣！”
在我们的要求下，专案组提前召开专案会议。这种不按规定召开的专案会议，通常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调整侦查部署。
当我宣布完我们的发现，确定凶手在杀郑巧慧的那天夜晚穿的是红色雨衣时，会议室里发出了一阵嘘声。
“我们都正在努力做调查，”一个侦查员说，“把我们叫回来说的就是这个？有用吗？下雨天，有多少人穿红色雨衣知道吗？我们英城城区就有将近两百万人口，难道要一件一件地找红雨衣？这不是拿我们侦查部门开涮吗？”
面对侦查员的奚落，我沉吟了一下，说：“大家请看这张图片。现场发现了多枚这种形态的鞋印。虽然发现的时候死者已经死亡一周，但这些鞋印留下的足迹是已经干涸了的、淡黄色的泥土。”
我见侦查员们依旧不服气地昂着头，点燃了一根烟，接着说道：“这样的足迹形态，说明凶手在进入现场的时候鞋子上沾满了稀泥，所谓稀泥，是指泥巴和水的混合物。”
“下雨天，这很正常。”侦查员说。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说，“下雨天，一般都是什么人群穿雨衣？”
“骑自行车、骑电动车、骑摩托车，”侦查员说，“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如果是骑车到现场，”我说，“鞋子上会有这么多稀泥吗？”
“你是说，”丁支队眼前一亮，“你是说凶手是走去现场的？”
“是的。”林涛说，“初次勘查的时候，在现场东边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处修路的泥坑里发现了和现场形态相似的足迹。虽然没有认定条件，但是从形态上看还是非常相似的。当时你们只考虑了凶手是从东边走到现场的，但是没有发现雨衣的线索。”
“两者结合起来看，”我点点头，说，“凶手是穿着雨衣走去现场的。这样的人不多吧？”
“不多。”侦查员恍然大悟。
“如果从现场周围的监控寻找徒步穿着雨衣的人，我相信不会找到很多。”我转头问祁法医，“郑巧慧的死亡时间定下来没有？”
祁法医说：“当时我们根据尸体身上的蛆的生长程度，判断郑巧慧死于九月二十一日。”
“通过调查，”侦查员说，“也印证了法医的推断，二十二日早晨就有人注意到郑巧慧没有开门，但是因为不熟悉，所以也没有人去关心。”
“我说的是具体的死亡时间。”我说。
“具体死亡时间，只有通过胃内容去推断。”祁法医说，“死者胃内容基本排空，只剩极少量食糜，所以我们推断死者死亡距其末次进餐有四至五小时。”
“这个死亡具体时间问题，”丁支队插话道，“我们当时没有重视。法医和侦查也没有碰，其实侦查已经调查清楚郑巧慧最后一顿饭是在隔壁小饭店里吃的，当时是大约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时间很吻合。”我说，“和陈蛟被杀案一样，凶手选择的时间都是深夜。郑巧慧既然是二十一日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左右死亡的，那么调取当天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这个时间段附近路口的所有监控录像，寻找徒步穿着红色雨衣的人，这个不难吧。”
“不难，”侦查员跃跃欲试，“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能找到嫌疑人的视频资料。”
比想象中顺利许多，四十分钟后，侦查员拿着一块硬盘走进了专案组。他扬了扬手中的硬盘，眉飞色舞地说：“找到了！”
视频中，一个穿着红色雨衣的人匆匆从摄像头前经过。后面一段录像，这个人又匆匆从摄像头前反方向经过。后面一段录像中，红色雨衣的侧面垂下来一个东西，随着这个人的步伐而摆动。
“看，”我兴奋地说，“这个东西，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死者的外套！”
“你们注意到没有，”林涛把视频暂停，走到幕布前指着穿红色雨衣人的说，“这个人的后背，好像有个凸出来的地方。”
“难道是背着一个包吗？”丁支队说。
我走近看了看说：“不是包，应该是个驼背。如果是包的话，背包的位置不应该这么靠上，而且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有明显头部前倾的迹象。说明，这个人是个驼子！”
“你要是不说是个驼子，我还不太敢认。”辖区派出所民警说，“我们辖区有个环卫工人就是个驼子，走路有些跛。刚开始看这段录像，我就觉得他跛的姿势很像那个环卫工人，可是监控模糊，不太敢认。”
我抬头笑了，问：“丁支队，你看是先抓人呢，还是先搜查？”
“反正我们手里有嫌疑人的DNA样本，不怕他不交代。”丁支队说，“依我看，人抓来，同时对其住处进行搜查。”
“那就交给你们了，”我笑着说，“我们得回去睡觉了，大宝最近累得都开始梦游了。”
“什么梦游？”大宝瞪着眼睛说，“明明是你幻视！”
第二天一早，我们走进专案组办公室就觉得气氛不对。
专案组里烟雾缭绕，侦查员们都红肿着眼睛，疲倦地翻看着卷宗。
“怎么，”我问，“出现问题了？”
丁支队显然一夜没睡，伸了伸懒腰，说：“这家伙嘴硬，拿不下来。”
“搜查也没有结果吗？”林涛急着问道。
丁支队说：“没有。红色雨衣、血衣、郑巧慧的外套，都没有找到，连郑巧慧被害现场的鞋印，都没有在孙建国家里找到类似的鞋子。”
孙建国就是那个驼背的环卫工人。
“那DNA比对上了吗？”大宝问。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两起命案中交叉DNA确实属于孙建国。”丁支队说。
“那不就得了，”我高兴地说，“之前我们有详尽的判断，这个DNA应该就是凶手的。既然这个DNA是孙建国的，那么我们就没有抓错人，他应该就是凶手啊！”
丁支队无奈地耸耸肩，说：“可有什么用呢？他死活不交代。”
“交代不交代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有物证啊。”
“这个物证没有证明效力啊。”丁支队说，“孙建国很狡猾，他承认自己去过这两家美容院嫖娼，但是坚决不承认他杀了人。我们的物证也就只能证明他去嫖过娼，而不能证明他杀过人。”
“监控录像也说明不了问题吗？”我问过后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么苍白无力。
丁支队盯着我，没有说话。
“我去看看孙建国。”我说。
孙建国是个四十岁的长相丑陋的男人，见我走进审讯室，贼眉鼠眼地瞟了我一眼。
我见审讯桌上放着一排用塑料物证袋装着的东西，应该是从孙建国身上搜出来的。我在审讯桌前走来走去，突然，一袋十几张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纸币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之前办理狗咬死人那起信访案件的情形。案件的原始资料我都看过，民警之所以发现死者是被狗咬死的，就是因为老太太的一张纸币上，被血液黏附着几根狗毛。
我迅速地戴上手套，打开物证袋，一张纸币一张纸币地翻看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发现两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十元的纸币上都有可疑斑迹。我的心跳突然加快，赶紧打开随身携带的勘查箱，取出联苯胺试剂瓶。
经测定，纸币上的斑迹，是人血！
“这是陈蛟的钱，对吗？”我瞪着孙建国说。
孙建国看着我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动作，有些心慌，显然他不知道我这些动作意味着什么。他动了几下嘴唇，没有出声。
“还不说？”我厉声道，“陈蛟的钱为什么会在你兜里？”
“因为她找了我的钱。”
“她收了你多少钱？”我问。
“五十。”
“五十？那么你是给了她多少钱，她会找你九十块？”
这句话显然出乎孙建国的预料，他翻了翻眼睛，说：“不知道。”
“那钱上又为什么会有陈蛟的血？”我拍了下桌子，说，“还不交代？”
这一连串发问，显然让孙建国认定我们掌握了全部证据，他的心理防线迅速崩塌了。
钱上的血迹的DNA做出来之前，孙建国就交代了他的全部罪行。
除了这两起案件，孙建国在两年前还做过一起案件，杀了一名卖淫女。根据孙建国的交代，侦查员找到了孙建国焚烧、掩埋物证的地方，找到了郑巧慧的外套和他的血衣、雨衣的残烬。至此，这起系列卖淫女被杀案胜利告破。
庆功宴上，我多喝了几杯，搭在林涛的肩膀上说：“看见没，法医比你们痕迹多了个资源，那就是信访案件。我们在信访案件中，也可以有所收获。若不是前天的信访案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突破这起案件呢。”
没有侦破的案件现场，办案单位会去反复勘查，希望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或者印证更多的证据。郑巧慧被害案的现场也是这样，依旧被封存着。
这也是一间独立小门面房，门口的卷闸门下缘已经生锈，卷闸门外拉着一条蓝白相间的警戒带。
派出所民警接到通知，已经早早等在那里，见我们赶到，赶紧用钥匙打开了挂在已经被撬坏的卷闸门锁外的挂锁。
我看了看卷闸门的锁，对林涛说：“你看，这起案件中，凶手也锁闭了卷闸门，这作案手段如出一辙啊。”
“现在就寄希望于能在这个现场发现一些之前他们没有发现的线索了。”林涛说。
基本上这种低档美容院的房屋结构都很相似，大厅后面有一个隔间。从物品的摆放看，虽然郑巧慧不像陈蛟那样注意身材保养，但屋内收拾得干净整洁得多。
尽管如此，屋里的气味依然让人不想久留。密闭的空间里完好地储存着尸体被发现时的高度腐败的气息，混合着霉变的味道，让人仿佛瞬间回到了两个月前的惨案现场。
现场的地面铺着白色地板砖，有几块地板砖上贴着黑色比例尺，比例尺旁边无一例外是沾染了泥巴的鞋印。
“这个现场发现的鞋印比较一致。”民警见我和林涛蹲在地上看鞋印，介绍道，“不过经过鉴定，这些鞋印没有比对价值。”
“当天下雨吗？”我对痕迹检验领域不太精通，转而问道。
“是的，下的雨还不小呢。”民警说。
“如果下雨就价值不大了。”林涛用镊子夹起一块泥土，左看右看，说，“要是没有下雨，这些鞋子上沾着的泥巴倒是能说明一些问题。如果下雨，任何人鞋子上都有可能沾有泥巴，而且这泥巴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赶在晚饭前完成对这起案件现场的复勘工作。”我说，“这样，我们分工，我和大宝看中心现场隔间，林涛你和你的助手看外间。”
专案组两个月前对中心现场的勘查非常细致，每一处物证都有标记和记录，所以我和大宝找来找去都没有发现能够有突破的线索。直到林涛的一声“来看看这是什么！”才让我们重新燃起了希望。
林涛的掌心放着一片黄豆大的红色物体，是一个布片。
“从哪里找到的？”我说。
林涛指了指墙上的一枚水泥钉，说：“挂在水泥钉上，看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说不定和案件有一定的关系。”
“不是说不定，而是一定！”我激动地说，“因为钉子下方的墙上有一处擦蹭状血迹。”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下这一处孤立的、却没有被原勘查人员重视的血迹。
“现场有翻动的痕迹，凶手在离开之前翻动了现场，所以这一处擦蹭状血迹并没有引起勘查人员的注意。”林涛说，“虽然现场很多翻动部位有擦蹭血迹，但是没有一处有指纹纹线，都没有比对价值。”
“但是可以证明凶手杀人是为了钱，”我说，“而且这一处擦蹭血更有价值。首先，这个地方不可能藏钱；第二，这里离大门还比较远。凶手为什么要在这里擦一下？”
“为了拿挂在钉子上的衣服。”林涛说。
我笑着点点头：“所以，你发现的这块撕裂的小布片，非常有价值。”
我接过布片，用手摩擦着。因为我戴的是橡胶手套，触感比纱布手套更敏锐，很快，我就得出了结论：“这是雨衣。”
“对，当天下雨，”大宝说，“凶手来的时候穿了件红色的雨衣！”
在我们的要求下，专案组提前召开专案会议。这种不按规定召开的专案会议，通常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调整侦查部署。
当我宣布完我们的发现，确定凶手在杀郑巧慧的那天夜晚穿的是红色雨衣时，会议室里发出了一阵嘘声。
“我们都正在努力做调查，”一个侦查员说，“把我们叫回来说的就是这个？有用吗？下雨天，有多少人穿红色雨衣知道吗？我们英城城区就有将近两百万人口，难道要一件一件地找红雨衣？这不是拿我们侦查部门开涮吗？”
面对侦查员的奚落，我沉吟了一下，说：“大家请看这张图片。现场发现了多枚这种形态的鞋印。虽然发现的时候死者已经死亡一周，但这些鞋印留下的足迹是已经干涸了的、淡黄色的泥土。”
我见侦查员们依旧不服气地昂着头，点燃了一根烟，接着说道：“这样的足迹形态，说明凶手在进入现场的时候鞋子上沾满了稀泥，所谓稀泥，是指泥巴和水的混合物。”
“下雨天，这很正常。”侦查员说。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说，“下雨天，一般都是什么人群穿雨衣？”
“骑自行车、骑电动车、骑摩托车，”侦查员说，“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如果是骑车到现场，”我说，“鞋子上会有这么多稀泥吗？”
“你是说，”丁支队眼前一亮，“你是说凶手是走去现场的？”
“是的。”林涛说，“初次勘查的时候，在现场东边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处修路的泥坑里发现了和现场形态相似的足迹。虽然没有认定条件，但是从形态上看还是非常相似的。当时你们只考虑了凶手是从东边走到现场的，但是没有发现雨衣的线索。”
“两者结合起来看，”我点点头，说，“凶手是穿着雨衣走去现场的。这样的人不多吧？”
“不多。”侦查员恍然大悟。
“如果从现场周围的监控寻找徒步穿着雨衣的人，我相信不会找到很多。”我转头问祁法医，“郑巧慧的死亡时间定下来没有？”
祁法医说：“当时我们根据尸体身上的蛆的生长程度，判断郑巧慧死于九月二十一日。”
“通过调查，”侦查员说，“也印证了法医的推断，二十二日早晨就有人注意到郑巧慧没有开门，但是因为不熟悉，所以也没有人去关心。”
“我说的是具体的死亡时间。”我说。
“具体死亡时间，只有通过胃内容去推断。”祁法医说，“死者胃内容基本排空，只剩极少量食糜，所以我们推断死者死亡距其末次进餐有四至五小时。”
“这个死亡具体时间问题，”丁支队插话道，“我们当时没有重视。法医和侦查也没有碰，其实侦查已经调查清楚郑巧慧最后一顿饭是在隔壁小饭店里吃的，当时是大约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时间很吻合。”我说，“和陈蛟被杀案一样，凶手选择的时间都是深夜。郑巧慧既然是二十一日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左右死亡的，那么调取当天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这个时间段附近路口的所有监控录像，寻找徒步穿着红色雨衣的人，这个不难吧。”
“不难，”侦查员跃跃欲试，“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能找到嫌疑人的视频资料。”
比想象中顺利许多，四十分钟后，侦查员拿着一块硬盘走进了专案组。他扬了扬手中的硬盘，眉飞色舞地说：“找到了！”
视频中，一个穿着红色雨衣的人匆匆从摄像头前经过。后面一段录像，这个人又匆匆从摄像头前反方向经过。后面一段录像中，红色雨衣的侧面垂下来一个东西，随着这个人的步伐而摆动。
“看，”我兴奋地说，“这个东西，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死者的外套！”
“你们注意到没有，”林涛把视频暂停，走到幕布前指着穿红色雨衣人的说，“这个人的后背，好像有个凸出来的地方。”
“难道是背着一个包吗？”丁支队说。
我走近看了看说：“不是包，应该是个驼背。如果是包的话，背包的位置不应该这么靠上，而且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有明显头部前倾的迹象。说明，这个人是个驼子！”
“你要是不说是个驼子，我还不太敢认。”辖区派出所民警说，“我们辖区有个环卫工人就是个驼子，走路有些跛。刚开始看这段录像，我就觉得他跛的姿势很像那个环卫工人，可是监控模糊，不太敢认。”
我抬头笑了，问：“丁支队，你看是先抓人呢，还是先搜查？”
“反正我们手里有嫌疑人的DNA样本，不怕他不交代。”丁支队说，“依我看，人抓来，同时对其住处进行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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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梦游？”大宝瞪着眼睛说，“明明是你幻视！”
第二天一早，我们走进专案组办公室就觉得气氛不对。
专案组里烟雾缭绕，侦查员们都红肿着眼睛，疲倦地翻看着卷宗。
“怎么，”我问，“出现问题了？”
丁支队显然一夜没睡，伸了伸懒腰，说：“这家伙嘴硬，拿不下来。”
“搜查也没有结果吗？”林涛急着问道。
丁支队说：“没有。红色雨衣、血衣、郑巧慧的外套，都没有找到，连郑巧慧被害现场的鞋印，都没有在孙建国家里找到类似的鞋子。”
孙建国就是那个驼背的环卫工人。
“那DNA比对上了吗？”大宝问。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两起命案中交叉DNA确实属于孙建国。”丁支队说。
“那不就得了，”我高兴地说，“之前我们有详尽的判断，这个DNA应该就是凶手的。既然这个DNA是孙建国的，那么我们就没有抓错人，他应该就是凶手啊！”
丁支队无奈地耸耸肩，说：“可有什么用呢？他死活不交代。”
“交代不交代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有物证啊。”
“这个物证没有证明效力啊。”丁支队说，“孙建国很狡猾，他承认自己去过这两家美容院嫖娼，但是坚决不承认他杀了人。我们的物证也就只能证明他去嫖过娼，而不能证明他杀过人。”
“监控录像也说明不了问题吗？”我问过后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么苍白无力。
丁支队盯着我，没有说话。
“我去看看孙建国。”我说。
孙建国是个四十岁的长相丑陋的男人，见我走进审讯室，贼眉鼠眼地瞟了我一眼。
我见审讯桌上放着一排用塑料物证袋装着的东西，应该是从孙建国身上搜出来的。我在审讯桌前走来走去，突然，一袋十几张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纸币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之前办理狗咬死人那起信访案件的情形。案件的原始资料我都看过，民警之所以发现死者是被狗咬死的，就是因为老太太的一张纸币上，被血液黏附着几根狗毛。
我迅速地戴上手套，打开物证袋，一张纸币一张纸币地翻看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发现两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十元的纸币上都有可疑斑迹。我的心跳突然加快，赶紧打开随身携带的勘查箱，取出联苯胺试剂瓶。
经测定，纸币上的斑迹，是人血！
“这是陈蛟的钱，对吗？”我瞪着孙建国说。
孙建国看着我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动作，有些心慌，显然他不知道我这些动作意味着什么。他动了几下嘴唇，没有出声。
“还不说？”我厉声道，“陈蛟的钱为什么会在你兜里？”
“因为她找了我的钱。”
“她收了你多少钱？”我问。
“五十。”
“五十？那么你是给了她多少钱，她会找你九十块？”
这句话显然出乎孙建国的预料，他翻了翻眼睛，说：“不知道。”
“那钱上又为什么会有陈蛟的血？”我拍了下桌子，说，“还不交代？”
这一连串发问，显然让孙建国认定我们掌握了全部证据，他的心理防线迅速崩塌了。
钱上的血迹的DNA做出来之前，孙建国就交代了他的全部罪行。
除了这两起案件，孙建国在两年前还做过一起案件，杀了一名卖淫女。根据孙建国的交代，侦查员找到了孙建国焚烧、掩埋物证的地方，找到了郑巧慧的外套和他的血衣、雨衣的残烬。至此，这起系列卖淫女被杀案胜利告破。
庆功宴上，我多喝了几杯，搭在林涛的肩膀上说：“看见没，法医比你们痕迹多了个资源，那就是信访案件。我们在信访案件中，也可以有所收获。若不是前天的信访案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突破这起案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