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的戈培尔——邓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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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非浙籍黄埔生中，是少数受蒋介石宠信的佼佼者之一；成为一个受苏俄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
邓文仪，字雪冰，1906年11月22日生于湖南醴陵。他祖父是摆地摊的，父亲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杂货店的店主。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便深受他的校长王英兆的影响，王是保定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使这个年轻的学生一头栽入了游侠剑客和盗匪的传统小说与史诗之中。王先生每星期两晚上要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描述和分析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他们的武艺、社会背景和“绿林好汉”的正义行为。于是，在校长的影响下，邓和他的同学们逐渐地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平西》、《岳飞传》及《班超平中亚》等里面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榜样。
于是，小业主之子邓文仪，与中国许多受武侠小说吸引的青少年一样，怀着一种浪漫的决心长大。他决心做一个见义勇为、扶济贫弱、救国救民、任劳任怨、不为财色所动的正人“君子”，一个现代的“游侠”。他读中学时所碰到的经济困难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那时，他家没钱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邓两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给钱付费。但无论邓如何痛哭流涕，他母亲最终只能凑起一块钱来，于是他不得不学会赌博来攒够钱供自己上学。这只能加强他对“绿林好汉”们的敬仰和对小说里拜把兄弟“杀富济贫”的尊重。邓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拒绝结婚，而且在中学毕业的前夕，进入程潜在广州的军事学校，“参加了革命”。
1924年初，即在他19岁那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合作，民主革命运动开始高涨。当孙中山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湖南，三汀八泽的许多青年纷纷报名投考，邓文仪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想法也参加了考试。经在湖南初试后，又到上海、广州通过复试，被正式录取，同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大队第一步兵队学习。入校后不久，他即结识了湖南籍同学贺衷寒、陈明仁等，后来还认识了陈赓。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笃信“有军则有权”，视军队如生命。因此，黄埔军校一开办，他就千方面计地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不仅在教职员中网罗亲信，而且还十分注意在学生中物色对象。他经常利用集体训话、个别谈话、走访学生生活区、视察学习区等方式与学生接近，对中意的学生给予笼络。邓文仪就是在一次座谈讨论会上引起蒋介石注意的。
当时，黄埔军校内部存在着革命的反革命两种思想的势力的斗争，围绕一些原则问题，时常发生争论。蒋介石表面摆出一副超脱、公允的样子，似乎对此毫不介意，但实际上对每个人表露出的思想和观点十分留心。在一次关于国民革命前途的讨论会上，邓文仪认为，国民革命的前途就是建立一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三民主义国家。其他党派只有尊重这一现实才能存在，否则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蒋介石觉得邓文仪很有思想，会后便吩咐人将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他的年龄、籍贯、身世和经历，并继续向他提出几个问题。邓文仪第一次被蒋介石单独召见，虽诚惶诚恐，但“廷对”却颇洽“圣心”，从此受到蒋介石的垂青。
邓文仪在军校受训的半年多时间里，曾与第一队的同学一起，作为孙中山的卫队到韶关，后又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11月，第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亲自圈定邓文仪留校，任他为第三期步兵科中尉区队长。邓文仪初入仕途，就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开端。在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邓文仪是少有的受蒋介石宠信的佼佼者之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苏联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同时也为了给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在莫斯科远东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山大学。当时，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在人们心中是一个很令人向往的地方，许多青年都希望能到苏联留学。邓文仪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跃跃欲试。他觉得到苏联留学，一则可以开阔眼界，增长才识；二则可以避开战场上的厮杀。在军校毕业后，他曾率队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战斗中负了伤，想起那枪林弹雨的战场，他就发怵。所以，邓文仪未经军校批准，便私自参加了留学考试，结果成绩优良，居然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录取了。
邓文仪喜忧参半，喜的是留学有望，忧的是军校严禁第一、二期学生自愿报考，违者将受到军纪处罚。思前想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军校教育长王柏龄办公室的门，向其据实禀报，希望这位教育长开恩批准。谁知王柏龄听后大怒，斥责邓文仪说：“你不能去，你必须服从军校的命令。你擅自报考，违抗军令，要深刻反省，等候处罚。”邓文仪大失所望，感到事已如此，与其坐等处罚，使留苏之行成为泡影，还不如到蒋介石校长那里碰碰运气。于是，他向王柏龄请了假，跑到前线去找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指挥第二次东征。由于战局进展顺利，他的情绪很好。邓文仪来得正是时候。他一见蒋介石，就装出一副委曲的样子哭着说：“学生违犯军纪，特来向校长请罪。”蒋介石听他哭诉了半天，才明白邓文仪是为留学苏联而与王柏龄闹翻了。他沉思了一会儿，突然问邓文仪：“你到苏联留学的目的是什么？”邓文仪不敢实话禀告，只好用大话来搪塞：“要看看苏俄是怎样统治国家的。”
“你难道不知本校长的三令五申吗？”蒋介石厉声问道。
“学生为达目的，甘愿受处罚。”邓文仪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索性立正回答。但出乎他的意料，蒋介石听后竟哈哈大笑，走到邓文仪面前说：“念你求学心切，意志坚决，你可以作为中央特选的学生去苏俄学习，希望你能不负期望。”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破涕为笑，双脚一并高声说道：“学生一定不负校长期望！”
邓文仪到苏联后，入中山大学第一期学习。当时，他把很大精力放在研究苏联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和“格柏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上。1932年他在江西搞特务组织时，曾对部下炫耀过这段历史。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邓文仪十分注意国内形势的变化，但表面却装成一个只知埋头读书的“书呆子”，轻易不表露自己的政治观点。当时，康泽、郑介民、谷正纲等右翼分子在中山大学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围攻、批判，显得很孤立。邓文仪十分焦急，私心劝他们要忍耐，不要太露骨。他对康泽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不要再顶下去了，弄得不好，不但回不了回国，甚至连命也要搭上。”康泽等人听了，遂有所收敛。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文仪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积极活动，准备回国。年底，斯大林派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到中国指导革命。邓文仪作为从中山大学选派的40名学生之一随罗易归国，次年2月到达广州。不久，邓文仪便秘密脱离共产国际代表团，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他一见蒋介石就表白说：“我要成为一个受苏俄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蒋介石觉得在邓文仪身上花的心血没有白费，遂把他留在了身边。
为力行社、复兴社核心人物；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书记、侍从秘书等职达7年之久，任何人要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
邓文仪投入蒋介石的怀抱之后，便同贺衷寒等向蒋介石提出了反共的主张，并积极参与了反共政治活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让他主持军校的“清党”和政治工作。
1927年4月22日，邓文仪走马上任，这是他一生主要从事国民党政治工作的开始。5月5日，在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四次政治工作扩大会议上，邓文仪代表政治部向会议提出：彻底调查和清除CP（即共产党）、CY（即共青团），由政治部与政治教官在思想上、言论上考察甄别全体官长、学员、士兵、职工。5月18日，他主持召开了军校清党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本会是根据本校党部联席会议及政治工作扩大会议的决议案而成立的。它的责任，是要彻底肃清本校叛党分子，贯彻清党运动。清党是本校级各同志之天职。因此，本会各委员，应该切实地负起责任去做，决不可存丝毫观望不前之态度。”在这次会议上，邓文仪被推举为该会7人常务委员会之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不久，在他的主持下，该会制定了检举及审查实施细则，规定对共产党人及其他嫌疑分子严惩不贷。一时，黄埔军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分子四处活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遭到了残酷镇压和迫害。
与此同时，邓文仪还伙同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等极端仇共分子，组织了“倒方”（即方鼎英）集团。方鼎英当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代行校长职务。黄埔军校开始“清党”前夕，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北伐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召见他，向他出示南京中央党部“清党”密电，令他执行军队“清党”任务。方鼎英出于对共产党的同情，曾建议采取“准假支薪、自由离校”的清党方式。这一建议虽然后来未能实行，但却被邓文仪等人抓住了把柄，攻击他是包庇共产党、私放共产党、破坏“清党”运动，迫使方鼎英离开了黄埔军校。
在组织方面，邓文仪除组建军校清党审查委员外，还倾力改造了军校各级党部，在各级组织里广布亲信，排斥异己，控制了军校的党组织。在宣传方面，派人查封了大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据邓文仪所作的政治部政治工作报告记载，从4月20日至31日，政治部封存的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民革命》等进步书刊就达近10万册。黄埔军校一时出现了“缺图少书”的局面。为了弥补这一空白，邓文仪又组织了一些人编写了《黄埔周刊》、《黄埔军人》、《黄埔生活》、《清党运动》、《蒋介石校长最近之言论》等刊物和书籍，内容除了清党反共，就是为蒋介石歌功颂德。邓文仪在黄埔军校的任职时间不长，仅3个多月。
邓文仪在黄埔军校卸职之后，从1927年底至1934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书记、侍从秘书等职达7年之久，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极大，炙手可热，是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侍从时间最长也是最受宠信的一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虽然蒋介石喜怒无常，时而挥之即去，又时而呼之便来，但邓文仪总是毫无怨言，以服从为天职。他还向人解释说：“谁能离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的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介石对他倒也不像对其他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那样疑忌，对他的亲信程度几乎和其他浙江籍的侍从们一样。
1930年，邓文仪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以黄埔学生同学会的名义，创办了一个拔提书店（拔提为英文party的谐音），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类的东西，为蒋介石树碑立传、宣扬法西斯主义。如邓文仪自己编写的《领袖言行》一书载：“……或曰领袖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为世界之伟大人物，然希氏统治下的德国……自然易于统治，墨氏统治下的意大利，亦如德国相似，……而我领袖丰功伟绩，实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拟者。”这段话，深得蒋介石的欣慰。同时拔提书店还大量发行了诸如《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此谋利敛财。这笔收入相当可观，其中有一半入了邓文仪的私囊。后来拔提书店移入了复兴社组织，但实际负责人仍是邓文仪。
邓文仪在办拔提书店的同时，还收罗留苏学生中一些反共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以研究苏联的“契卡”、“格柏乌”为借口，着手研究和准备建立反共间谍组织。1932年初，他提出了成立这类组织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随即在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二科”名称出现的特务机构。这些特务机构均以南昌行营的谍报科为总机关，邓文仪为科长。这是军事方面的第一个蒋介石的特务系统，也是军统的最早家底之一。随后，邓文仪又在各“剿匪”部队以及“剿匪”省份的保安处设立了谍报股，负责在各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地搜捕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并替蒋介石监视“剿匪”部队各级长官以及地方长官。后来复兴社的特务处成立，邓文仪手下的特务人员，一律拨归戴笠掌管。
1932年3月，蒋介石为防止大权旁落，应付内外，以其倡导的“力行哲学”为基础，效仿法西斯组织，成立了“力行社”，并亲任社长。邓文仪积极参加并为该组织核心人物。接着，蒋介石又以力行社为基础，成立了复兴社。邓文仪是最初酝酿和筹备这个组织，而后又始终是该组织核心人物之一。收于复兴社的社员绝大部分是黄埔学生，而邓文仪在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期间，凭借其近侍的地位对黄埔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复兴组织的一个“承启官”，负有上承下达之责，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权威。他不仅被称为“十三太保”之一，而且是复兴社的四大台柱之一。
在复兴社中，邓文仪以宣传见长，与贺衷寒、刘健群并称为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编印发行了不少小册子。大肆宣扬“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但是，在理论和宣传方面，邓文仪比起贺衷寒和刘健群又差了一大截。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狂喊乱叫，乱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演讲，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内容冗长而空泛，毫无理论特色。邓文仪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曾将一本清党反共的书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斥之为“狗屁不通”，把书摔在地上，不准发行。后来在任南京中央训练团正工训练班主任时，班里学生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文仪来讲话。啰啰嗦嗦几点钟，讲得大家头发蒙。”甚至在前后称之为“蒸人讲话”（因为天气太热受不了），骂其为“瘟神讲话”。有人将这些话告诉了邓文仪，并劝他讲话要精练一点。可邓文仪却说：“讲了比不讲好，多讲比少讲好。讲的多了，终究要听一两句进耳，这样就收到效果了。”所以，笑骂由人去笑骂，毫不灰心。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积极宣传“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创设中国新文化，”其中心内容是“树立人民对于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同时，它还在各省市成立分会，吸引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推动运动的普遍开展。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是复兴社宣传活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复兴社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但这也引起了CC系的嫉恨。陈氏兄弟认为复兴社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学会在知识界的活动，是挖了他们的墙脚，于是处处与复兴社为难，邓文仪则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
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1933年3月，红军将领陈赓因负伤到上海医治，不幸落入国民党手中。当时，邓文仪正随蒋介石在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闻讯后喜出望外，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请求前去劝降陈赓。他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为蒋介石立上一大功，却不料一场唇枪舌战过后，邓文仪碰了一鼻子灰。
邓文仪一见陈赓，先故做寒暄，接着便转入正题说：“现在中国正处在紧急关头，迫切需要团结，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需要有一个蒋校长这样的领袖人物，第二次东征时你曾冒着枪林弹弹雨救蒋校长脱险，为什么现在不能重新回到他身边呢？”
陈赓回答说：“大革命时，他领导东征，讨阀陈炯明，我拥护他。四一二政变他屠杀共产党人，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要打倒他！”
邓文仪继续高谈阔论说：“北洋军阀仅用三千保定生，就统治中国十几年，我黄埔精英一万多，定可在校长的领导下统治中国几十年。现在校长的愿望就是把所有的学生都争取到他身边来……”
陈赓打断邓文仪的话，责问道：“邓先生，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东北，窥我东南，蚕我华北，为什么蒋介石一退再退？他指挥的军队不是在打日本，而是在围剿红军。照此下去，国民党的末日马上就到了。”
“校长是在积蓄力量，到最后关头定会领导抗战的，列宁不也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吗？”邓文仪凭着他在苏联学到的那点的东西，在陈赓面前无理狡辩。
陈赓反驳说：“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根本不能与列宁的灵活策略相提并论，你这是对我们革命导师的污篾！”
一番论战，邓文仪感到为难，但他不能罢休，又转而对陈赓诱以利：“庶康兄（陈赓原名陈庶康），你是我们黄埔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又是校长的救命恩人，别说是兄弟我，就是陈诚、胡宗南等也无法与你相比，你要过来，要什么会没有呀，这比你在红军穿山越岭强多了。”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所追求的，永远不能为尔等理解。”陈赓转而又讥讽了邓文仪一句，“看在老同学、老同乡的份上，我倒要劝你早日改邪归正才是。”
邓文仪连续几次劝降陈赓，都以碰了一鼻子灰而终，他以自己极端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去度察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将领的胸怀，最终是一定要失败的。蒋介石见邓文仪劝降不成，大骂其无能。但他亲自出马，也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陈赓在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脱离了蒋介石的魔掌，重返红军队伍。
与宋美龄的亲信发生矛盾，被蒋介石“发配”苏联
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了飞机十几架。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邓文仪迅即调查，限期破案。邓文仪急忙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查。他一到南昌飞机场，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就满脸堆笑地把他迎进了办公室。
二人坐定，寒暄几句，邓文仪刚转入正题，徐培根就起身将办公室反锁，然后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叠现钞，手拿一支手枪，冲着邓文仪开门见山地说：“邓秘书，你也不用查了，咱们都是爽快人，事已至此，实话实说，这是我派人干的。”
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团长，竟干出这种鸡鸣狗盗之事！，他起身回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徐培根大大咧咧地说：“不为别的，无非是想弄几个钱。前一段我拿航空署300万元，想做笔买卖，不想运气不佳，他娘的，一下子把300万元全栽了进去。你想，我到那儿去弄钱填这个窟窿？没办法，只有在账上做手脚，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一把火把库房点着了。谁想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此祸。”
邓文仪听完吓得心快跳出来了，心想：老蒋要是知道了，非杀他十次不可。他故作镇静地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很简单，”徐培根摊牌道，“两条路，一条是你老兄秉公办事，把事情捅出去。这样也好，你一枪我一枪，咱俩一块见阎王爷去，一了百了，另一条路，见面分一半，这是十万美金，我送给老兄，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来个瞒天过海，一推了之。”
邓文仪见过许多大场面，但是像徐培根这样的流氓无赖，他还是第一次碰到。经徐一讹诈，他也没了主意。要么是接受贿款，冒险发一笔大财；要么是被这恶棍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谎报失火原因。
邓文仪见到蒋介石后，装模作样地说：“报告校长，飞机场大火案已基本查清。它不是人为的，而是飞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热蒸发起火而致。”蒋介石将信将疑，又派戴笠前去复查。戴笠早已觊觎邓文仪的职位，乘机找他的茬儿，结果与邓的汇报不一。这时，素与邓文仪有隙的陈立夫便乘机向蒋介石进言，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不良影响。适逢邓文仪又与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手下的亲信董仁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宋美龄偏袒董仁霖而压制邓文仪，于是，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了邓文仪的公开职务，并准备重办他，同时下令解散了中国文化学会。后经复兴社贺衷寒等“太保”苦求，总算饶了邓文仪一命，但却撤销了他侍从秘书等职务，由此结束了他在蒋介石身边长达７年的近侍生涯。此后，邓文仪在仕途上曾一度走了下坡路。
邓文仪被撤销一切分开职务后，随即被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当时，复兴社的书记长经常换人，但邓文仪这个助理书记却一直不动。他积极协助每一任书记长工作，“勤慎从公”，“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一副戴罪立功的样子。时过境迁，蒋介石的气消得差不多了，于是1935年春又重新起用邓文仪，派他前往苏联任驻苏武官。
邓文仪到莫斯科后，广泛接触了苏联各界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同年秋天，他回国述职，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坚决支持中国抗日的态度。当时，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压力，看到英、美各国对日政策日渐强硬，痛感日本在华北的疯狂进逼使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不得不准备抵抗。而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必须首先设缓解与中共的关系，因此，他命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在国际上取得苏联对中国的谅解和寻找与中共接触的渠道。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苏联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他都进行联系和恳谈。此外，他还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征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同意，经胡秋原介绍，开始同中共代表潘汉年接触。1936年1月13日，在双方的接触中，潘汉年先阐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为此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双方对国共合作后在对日作战时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这期间，邓文仪还同中共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邓文仪提出了双方合作的三条建议：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政府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采取其他合作形式，中共继续独立存在。
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双方谈判以在国内为好。为此，王明于1月23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了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共中央政府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潘汉年则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保证邓进入苏区后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邓文仪将上述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报告，派其副官送回南京，供蒋介石阅示定夺。中共代表团则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以便与国民党代表继续接触。回国前，潘曾与邓文仪晤面，商讨联络办法。邓嘱潘回国后，可直接与陈果夫联系。至此，邓文仪在莫斯科参与国共两党接触的活动结束。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虽无任何实质性进展，但重要的是，两党关系的坚冰已被打破，航线已被开通。它为以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创造了条件。
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认为戴笠是蒋介石的希姆莱，自己则为戈培尔；系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
1936年7月，邓文仪奉调回国，被任命为复兴社的书记长、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企图挑起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为营救蒋介石，力主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讨伐张、杨。
当时，复兴社内人心惶惶，众“太保”惊慌失措。邓文仪刚出任复兴社书记长不久，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更是心急如焚，一筹莫展。在贺衷寒等人的鼓动下，他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邓文仪和贺衷寒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宋美龄说：“这是一个阴谋。”但是，邓文仪又亲自跑到上海活动，宣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是不识大体、拖延时间、不忠于领袖的表现。
与此同时，邓文仪还和贺衷寒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但是，正当他们乱哄哄的要出征的时候，传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邓、贺闻讯，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作鸟兽散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来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过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邓文仪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从此又被冷落起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文仪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延缓一团政治部主任，后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期间，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演讲，继续贩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毒害青年。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
后来，蒋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邓在训练团任上校总教官，只穿军服，见了将军们就得行礼。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部下，如今邓要向孙“立正”、“报告”。同事们见后，在背后都笑话他。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
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同年秋，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后，蒋亲自主持，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恰巧当晚军校教官袁觐贤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邓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他呻吟了很久，气也逐渐消了。次日，邓照常到校办公，一点牢骚也没有。
1939年4月，邓文仪被授予少将军衔。9月，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宣传处副处长。1940年，蒋介石任命邓文仪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协助顾祝同工作。顾祝同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他城府极深，尽管与邓文仪既有上下级之分，又有师生之谊，但由于邓文仪是蒋介石的红人，所以政治部的大事小事一概由邓定夺，他并不过问。因此，邓文仪便为所欲为了。
邓文仪一到第三战区，就施展其反共本领。他首先整顿了战区的“前线日报”，将一批进步人士逐出报社，在他的把持下，该报经常刊登一些攻击新四军的反动文章。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政治部调查专员室，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调查室的骨干分子大都是湖南籍的原复兴社社员。此外，每逢纪念周时，邓文仪都要在第三战区大吹特吹一通，极力宣扬“一切为了需要，需要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观点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理论，把整个政治部搞得乌烟瘴气。
在同僚面前，他一直认为戴笠是蒋介石的希姆莱，自己则是戈培尔。
戈培尔是纳粹德国的重要头目，希特勒的宣传教育部长。他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鼓吹侵略战争，颠倒是非，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他的名字也成了造谣、诽谤宣传的代名词。而邓文仪则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居，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蒋介石拼命鼓噪，是一个十足的蒋介石狂和反共狂。尽管他的文章和演讲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懂得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但由于他的狂喊狂叫，乱蹦乱跳，却也同贺衷寒、刘健群一起，被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前，他曾多次率特务到皖南视察，为袭击新四军做准备。事变中，他参与制定了对新四军进攻的作战方案，是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事变后，他主持了对新四军被俘人员的整训工作，并亲自到上饶集中营，对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大打出手，肆意迫害。
1942年，邓文仪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1944年，蒋介石在大后方组织了10万青年军，调邓文仪出任青年军政治部设计指导委员会主任。邓在青年军中广泛进行法西斯教育，毒害这些青年，为蒋介石培养日后内战反共的反动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为此，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邓文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被人称为“造谣公司”总经理和满天飞的“空中使者”；是国民党当局破坏国共和谈的“打手”；奉命劝阻陈明仁起义未果；是下令炸毁广州市区海珠桥的凶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采纳了美国的建议，将原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改为国防部新闻局，后又改为政工局，一直由邓文仪但任局长，同时，邓还担任了国民党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的职务。内战时期国民党中央社的有关军事新闻几乎全是通过邓文仪之口转述的。这一时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战地宣传和军事新闻发布，被人称为“造谣公司”总经理和满天飞的“空中使者”。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不断遭到失败。为了鼓舞士气，拼命开动宣传机器，颠倒是非，往往把败仗，把“全军覆没”说成“国军大捷”，以至于有人要反面理解国民党的宣传，才能了解事实真相。另外，邓文仪主管战地宣传工作，有时甚至亲自出马，乘飞机到阵前空投传单，以鼓动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他更多的时候是代表蒋介石亲临前线，充任蒋介石的“空中使者”。
1947年5月，国民党第八军李弥部在山东临朐与我华东野战军展开激战，李弥十分顽固，陈毅曾三次派人前往劝其弃暗投明，均遭拒绝，消息传到南京，邓文仪命令手下大肆渲染。不久，蒋介石又亲派邓文仪飞临山东潍县慰问，对李弥慰勉有加，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李弥受宠若惊，对邓文仪说：“感谢邓局长冒矢石之险前来慰劳，李某这下可算通天了。”
同年夏，胡宗南进攻延安，邓文仪乘机飞到西安，组织了“陕北工作团”，以王超凡为团长，黎宗铭为副团长，并将从南京政工局带来的一批人交给黎宗铭带往延安，从事反动革命活动，邓文仪还用画册“伟大的蒋介石委员长”及法币50万元买通地主张永泰，让其在大会上诬篾共产党“压迫剥削人民”。又强迫一参政员诬篾共产党不民主，并命令刘培初组织保甲，以达到反共的目的。
1948年9月，邓文仪晋升中将军衔，当时，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邓文仪的黄埔一期同学王耀武死守城池，困兽犹斗。蒋介石为给王耀武打气，派邓文仪飞往济南。飞机飞抵济南上空时，已无法降落，邓文仪只好向城内空投了一个信袋，和王耀武在对讲机里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回南京复命去了，邓刚飞走不久，济南即被解放军攻下，王耀武作了俘虏。
淮海战役期间，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包围在安徽蒙城双堆集地区。当时，蒋介石一面令黄维兵团，并派邓文仪乘飞机到蚌埠督战。
邓文仪一到李延年的指挥部，就将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他说：“黄维的安危全仰仗你了。”正在此时，一阵激烈的炮火打来，震得泥土乱飞。李延年无可奈何地对邓文仪说：“我尽力而为吧，战场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劝你还是早一点离开，我是不敢留你在这儿过夜的。我是带兵的，只有听天由命了。”邓文仪见势不妙，只好乘飞机离开蚌埠。不久，黄维兵团被歼，李延年兵团也受到了重创。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引退”，回奉化溪口进行幕后指挥，邓文仪经常到溪口去看望蒋介石，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接连惨败，他感到心灰意冷，白天依旧一副君子模样，晚上则下舞场，玩麻将，花天酒地。
蒋介石宣布“引退”后，李宗仁上台担任代总统，继续进行“和平攻势”。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启程离宁赴平。南京政府实行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蒋介石闻讯大怒，向邓文仪下达了镇压的手谕。接着，军警、宪兵、特务方面头目开会，宣读了蒋介石的手谕。接着，军警、宪兵、特务一齐出动，对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大打出手，打死2人，打伤200多人，这次“四一血案”，是国民党破坏和谈的严重步骤，而蒋介石是幕后指挥，邓文仪等则充当了打手。
长沙起义前夕，陈明仁尚在犹豫。蒋介石派邓文仪飞抵长沙做陈明仁的工作。邓、陈二人同为黄埔一期，私交很深。邓文仪向陈明仁转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对他说：“子良兄（陈明仁号子良），你我都是校长的学生，现在许多都在背叛他，他待你我不薄，你可不能见利忘义啊！”陈明仁听了低头不语。邓又说：“不要忘了你是血战四平的英雄，共产党能忘了那笔血债吗？”陈明仁听了此话颇感不快。他抬头对邓说：“此一时，彼一时，陈某人并不是因为怕死才有此举的。”当时，起义已迫在眉睫，陈明仁的部下建议将邓文仪扣留交给共产党。陈则说：“邓是一介书生，又是信使，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谋。”邓文仪见陈明仁主意已定，只好悻悻而去。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10月上旬，兵临广州城下。当时，邓文仪已逃到了广州，在阎锡山拼凑的所谓“战时内阁”中任政工局局长，指挥国民党特务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一次军警特务头子会议上，他曾扬言：“所有嫌疑分子应迅速逮捕，所有政治犯应迅速处决。”在他的指导下，反动军警在广州大搞白色恐怖，仅中山大学一次就有156人被捕。
在广州解放前夕，邓文仪曾命令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大肆破坏城市设施，犯下了种种罪行，最令人愤恨的是他下令炸毁了广州市区的海珠桥。海珠桥是广州人民用血汗建筑的横跨珠江的大铁桥，工程浩大，建筑雄伟，是广州人民引以自豪的建筑之一。国民党要破坏大桥的消息传出后，广大市发纷纷派代表向广州当局请愿，坚决反对破坏大桥，但由于邓文仪等人的干涉和阻挠，请愿毫无结果。
10月1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宣布大桥“紧急戒严”。不久，又宣布解严，车马行人照常行驶。可人们哪里知道，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已经在他们脚下安装了400多箱黄色炸药。下午6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钢架结构的珠海大桥腾空而起，桥上的一切化为乌有，途经行人炸得粉身碎骨，桥下的船只也顷刻间化为支离破碎的木板，一时间，珠江两岸呻吟声四起，惨绝人寰。事后统计，海珠桥血案造成灾民三千，死伤五百，沉毁民船百余艘，震损房屋数百间，海珠桥血案教育了广州人民，更增强了他们对国民党的无比仇恨。
早已跑到成都的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称赞邓文仪等人干得好，而邓文仪也以此在台湾国民党政坛上又混了几年。
晚年钻研道教，为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名誉会长，率四海同心会祭祖团回大陆
邓文仪随蒋介石到台湾后，被任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内政务次长等职，但已不掌握实权了。他一手经办的政工局被蒋经国接管，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蒋经国任主任。3年后，他又辞去其他职务，专任政务次长，也曾任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员会副主任委员。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退出政界，皈依道教，影息山林，整日和一班道士谈经说道。从1983年起担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并从事著述。
80年代后，邓文仪任台湾中国民主和平统一策进会主任。1991年，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成立，邓文仪被推为名誉会长，刘番为会长。4月5日，邓文仪、刘番率该地祭祖团到陕西桥山祭扫黄帝陵。祭文写道：“四十年寒暑，癸奠愧疚，两岸黄埔，相期互助。率团谒陵，同心相求，河山一统，万世行秋。”
邓文仪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说：“台湾同胞来桥山祭拜黄帝陵的机会很难得。我想说的话很多，但最要紧的还是祖国尽快统一。中国统一，好处很多，海内外同胞都应为此竭诚努力。”随后，邓文仪、刘番率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祭祖团到达北京，同黄埔军校同学会进行了座谈，4月10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了邓文仪等。在交谈中，邓文仪再次表达了希望祖国尽快统一的迫切愿望，并表示愿为此做出努力。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非浙籍黄埔生中，是少数受蒋介石宠信的佼佼者之一；成为一个受苏俄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
邓文仪，字雪冰，1906年11月22日生于湖南醴陵。他祖父是摆地摊的，父亲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杂货店的店主。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便深受他的校长王英兆的影响，王是保定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使这个年轻的学生一头栽入了游侠剑客和盗匪的传统小说与史诗之中。王先生每星期两晚上要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描述和分析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他们的武艺、社会背景和“绿林好汉”的正义行为。于是，在校长的影响下，邓和他的同学们逐渐地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平西》、《岳飞传》及《班超平中亚》等里面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榜样。
于是，小业主之子邓文仪，与中国许多受武侠小说吸引的青少年一样，怀着一种浪漫的决心长大。他决心做一个见义勇为、扶济贫弱、救国救民、任劳任怨、不为财色所动的正人“君子”，一个现代的“游侠”。他读中学时所碰到的经济困难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那时，他家没钱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邓两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给钱付费。但无论邓如何痛哭流涕，他母亲最终只能凑起一块钱来，于是他不得不学会赌博来攒够钱供自己上学。这只能加强他对“绿林好汉”们的敬仰和对小说里拜把兄弟“杀富济贫”的尊重。邓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拒绝结婚，而且在中学毕业的前夕，进入程潜在广州的军事学校，“参加了革命”。
1924年初，即在他19岁那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合作，民主革命运动开始高涨。当孙中山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湖南，三汀八泽的许多青年纷纷报名投考，邓文仪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想法也参加了考试。经在湖南初试后，又到上海、广州通过复试，被正式录取，同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大队第一步兵队学习。入校后不久，他即结识了湖南籍同学贺衷寒、陈明仁等，后来还认识了陈赓。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笃信“有军则有权”，视军队如生命。因此，黄埔军校一开办，他就千方面计地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不仅在教职员中网罗亲信，而且还十分注意在学生中物色对象。他经常利用集体训话、个别谈话、走访学生生活区、视察学习区等方式与学生接近，对中意的学生给予笼络。邓文仪就是在一次座谈讨论会上引起蒋介石注意的。
当时，黄埔军校内部存在着革命的反革命两种思想的势力的斗争，围绕一些原则问题，时常发生争论。蒋介石表面摆出一副超脱、公允的样子，似乎对此毫不介意，但实际上对每个人表露出的思想和观点十分留心。在一次关于国民革命前途的讨论会上，邓文仪认为，国民革命的前途就是建立一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三民主义国家。其他党派只有尊重这一现实才能存在，否则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蒋介石觉得邓文仪很有思想，会后便吩咐人将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他的年龄、籍贯、身世和经历，并继续向他提出几个问题。邓文仪第一次被蒋介石单独召见，虽诚惶诚恐，但“廷对”却颇洽“圣心”，从此受到蒋介石的垂青。
邓文仪在军校受训的半年多时间里，曾与第一队的同学一起，作为孙中山的卫队到韶关，后又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11月，第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亲自圈定邓文仪留校，任他为第三期步兵科中尉区队长。邓文仪初入仕途，就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开端。在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邓文仪是少有的受蒋介石宠信的佼佼者之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苏联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同时也为了给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在莫斯科远东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山大学。当时，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在人们心中是一个很令人向往的地方，许多青年都希望能到苏联留学。邓文仪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跃跃欲试。他觉得到苏联留学，一则可以开阔眼界，增长才识；二则可以避开战场上的厮杀。在军校毕业后，他曾率队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战斗中负了伤，想起那枪林弹雨的战场，他就发怵。所以，邓文仪未经军校批准，便私自参加了留学考试，结果成绩优良，居然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录取了。
邓文仪喜忧参半，喜的是留学有望，忧的是军校严禁第一、二期学生自愿报考，违者将受到军纪处罚。思前想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军校教育长王柏龄办公室的门，向其据实禀报，希望这位教育长开恩批准。谁知王柏龄听后大怒，斥责邓文仪说：“你不能去，你必须服从军校的命令。你擅自报考，违抗军令，要深刻反省，等候处罚。”邓文仪大失所望，感到事已如此，与其坐等处罚，使留苏之行成为泡影，还不如到蒋介石校长那里碰碰运气。于是，他向王柏龄请了假，跑到前线去找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指挥第二次东征。由于战局进展顺利，他的情绪很好。邓文仪来得正是时候。他一见蒋介石，就装出一副委曲的样子哭着说：“学生违犯军纪，特来向校长请罪。”蒋介石听他哭诉了半天，才明白邓文仪是为留学苏联而与王柏龄闹翻了。他沉思了一会儿，突然问邓文仪：“你到苏联留学的目的是什么？”邓文仪不敢实话禀告，只好用大话来搪塞：“要看看苏俄是怎样统治国家的。”
“你难道不知本校长的三令五申吗？”蒋介石厉声问道。
“学生为达目的，甘愿受处罚。”邓文仪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索性立正回答。但出乎他的意料，蒋介石听后竟哈哈大笑，走到邓文仪面前说：“念你求学心切，意志坚决，你可以作为中央特选的学生去苏俄学习，希望你能不负期望。”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破涕为笑，双脚一并高声说道：“学生一定不负校长期望！”
邓文仪到苏联后，入中山大学第一期学习。当时，他把很大精力放在研究苏联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和“格柏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上。1932年他在江西搞特务组织时，曾对部下炫耀过这段历史。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邓文仪十分注意国内形势的变化，但表面却装成一个只知埋头读书的“书呆子”，轻易不表露自己的政治观点。当时，康泽、郑介民、谷正纲等右翼分子在中山大学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围攻、批判，显得很孤立。邓文仪十分焦急，私心劝他们要忍耐，不要太露骨。他对康泽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不要再顶下去了，弄得不好，不但回不了回国，甚至连命也要搭上。”康泽等人听了，遂有所收敛。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文仪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积极活动，准备回国。年底，斯大林派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到中国指导革命。邓文仪作为从中山大学选派的40名学生之一随罗易归国，次年2月到达广州。不久，邓文仪便秘密脱离共产国际代表团，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他一见蒋介石就表白说：“我要成为一个受苏俄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蒋介石觉得在邓文仪身上花的心血没有白费，遂把他留在了身边。
为力行社、复兴社核心人物；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书记、侍从秘书等职达7年之久，任何人要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
邓文仪投入蒋介石的怀抱之后，便同贺衷寒等向蒋介石提出了反共的主张，并积极参与了反共政治活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让他主持军校的“清党”和政治工作。
1927年4月22日，邓文仪走马上任，这是他一生主要从事国民党政治工作的开始。5月5日，在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四次政治工作扩大会议上，邓文仪代表政治部向会议提出：彻底调查和清除CP（即共产党）、CY（即共青团），由政治部与政治教官在思想上、言论上考察甄别全体官长、学员、士兵、职工。5月18日，他主持召开了军校清党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本会是根据本校党部联席会议及政治工作扩大会议的决议案而成立的。它的责任，是要彻底肃清本校叛党分子，贯彻清党运动。清党是本校级各同志之天职。因此，本会各委员，应该切实地负起责任去做，决不可存丝毫观望不前之态度。”在这次会议上，邓文仪被推举为该会7人常务委员会之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不久，在他的主持下，该会制定了检举及审查实施细则，规定对共产党人及其他嫌疑分子严惩不贷。一时，黄埔军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分子四处活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遭到了残酷镇压和迫害。
与此同时，邓文仪还伙同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等极端仇共分子，组织了“倒方”（即方鼎英）集团。方鼎英当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代行校长职务。黄埔军校开始“清党”前夕，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北伐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召见他，向他出示南京中央党部“清党”密电，令他执行军队“清党”任务。方鼎英出于对共产党的同情，曾建议采取“准假支薪、自由离校”的清党方式。这一建议虽然后来未能实行，但却被邓文仪等人抓住了把柄，攻击他是包庇共产党、私放共产党、破坏“清党”运动，迫使方鼎英离开了黄埔军校。
在组织方面，邓文仪除组建军校清党审查委员外，还倾力改造了军校各级党部，在各级组织里广布亲信，排斥异己，控制了军校的党组织。在宣传方面，派人查封了大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据邓文仪所作的政治部政治工作报告记载，从4月20日至31日，政治部封存的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民革命》等进步书刊就达近10万册。黄埔军校一时出现了“缺图少书”的局面。为了弥补这一空白，邓文仪又组织了一些人编写了《黄埔周刊》、《黄埔军人》、《黄埔生活》、《清党运动》、《蒋介石校长最近之言论》等刊物和书籍，内容除了清党反共，就是为蒋介石歌功颂德。邓文仪在黄埔军校的任职时间不长，仅3个多月。
邓文仪在黄埔军校卸职之后，从1927年底至1934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书记、侍从秘书等职达7年之久，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极大，炙手可热，是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侍从时间最长也是最受宠信的一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虽然蒋介石喜怒无常，时而挥之即去，又时而呼之便来，但邓文仪总是毫无怨言，以服从为天职。他还向人解释说：“谁能离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的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介石对他倒也不像对其他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那样疑忌，对他的亲信程度几乎和其他浙江籍的侍从们一样。
1930年，邓文仪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以黄埔学生同学会的名义，创办了一个拔提书店（拔提为英文party的谐音），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类的东西，为蒋介石树碑立传、宣扬法西斯主义。如邓文仪自己编写的《领袖言行》一书载：“……或曰领袖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为世界之伟大人物，然希氏统治下的德国……自然易于统治，墨氏统治下的意大利，亦如德国相似，……而我领袖丰功伟绩，实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拟者。”这段话，深得蒋介石的欣慰。同时拔提书店还大量发行了诸如《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此谋利敛财。这笔收入相当可观，其中有一半入了邓文仪的私囊。后来拔提书店移入了复兴社组织，但实际负责人仍是邓文仪。
邓文仪在办拔提书店的同时，还收罗留苏学生中一些反共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以研究苏联的“契卡”、“格柏乌”为借口，着手研究和准备建立反共间谍组织。1932年初，他提出了成立这类组织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随即在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二科”名称出现的特务机构。这些特务机构均以南昌行营的谍报科为总机关，邓文仪为科长。这是军事方面的第一个蒋介石的特务系统，也是军统的最早家底之一。随后，邓文仪又在各“剿匪”部队以及“剿匪”省份的保安处设立了谍报股，负责在各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地搜捕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并替蒋介石监视“剿匪”部队各级长官以及地方长官。后来复兴社的特务处成立，邓文仪手下的特务人员，一律拨归戴笠掌管。
1932年3月，蒋介石为防止大权旁落，应付内外，以其倡导的“力行哲学”为基础，效仿法西斯组织，成立了“力行社”，并亲任社长。邓文仪积极参加并为该组织核心人物。接着，蒋介石又以力行社为基础，成立了复兴社。邓文仪是最初酝酿和筹备这个组织，而后又始终是该组织核心人物之一。收于复兴社的社员绝大部分是黄埔学生，而邓文仪在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期间，凭借其近侍的地位对黄埔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复兴组织的一个“承启官”，负有上承下达之责，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权威。他不仅被称为“十三太保”之一，而且是复兴社的四大台柱之一。
在复兴社中，邓文仪以宣传见长，与贺衷寒、刘健群并称为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编印发行了不少小册子。大肆宣扬“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但是，在理论和宣传方面，邓文仪比起贺衷寒和刘健群又差了一大截。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狂喊乱叫，乱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演讲，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内容冗长而空泛，毫无理论特色。邓文仪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曾将一本清党反共的书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斥之为“狗屁不通”，把书摔在地上，不准发行。后来在任南京中央训练团正工训练班主任时，班里学生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文仪来讲话。啰啰嗦嗦几点钟，讲得大家头发蒙。”甚至在前后称之为“蒸人讲话”（因为天气太热受不了），骂其为“瘟神讲话”。有人将这些话告诉了邓文仪，并劝他讲话要精练一点。可邓文仪却说：“讲了比不讲好，多讲比少讲好。讲的多了，终究要听一两句进耳，这样就收到效果了。”所以，笑骂由人去笑骂，毫不灰心。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积极宣传“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创设中国新文化，”其中心内容是“树立人民对于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同时，它还在各省市成立分会，吸引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推动运动的普遍开展。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是复兴社宣传活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复兴社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但这也引起了CC系的嫉恨。陈氏兄弟认为复兴社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学会在知识界的活动，是挖了他们的墙脚，于是处处与复兴社为难，邓文仪则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
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1933年3月，红军将领陈赓因负伤到上海医治，不幸落入国民党手中。当时，邓文仪正随蒋介石在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闻讯后喜出望外，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请求前去劝降陈赓。他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为蒋介石立上一大功，却不料一场唇枪舌战过后，邓文仪碰了一鼻子灰。
邓文仪一见陈赓，先故做寒暄，接着便转入正题说：“现在中国正处在紧急关头，迫切需要团结，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需要有一个蒋校长这样的领袖人物，第二次东征时你曾冒着枪林弹弹雨救蒋校长脱险，为什么现在不能重新回到他身边呢？”
陈赓回答说：“大革命时，他领导东征，讨阀陈炯明，我拥护他。四一二政变他屠杀共产党人，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要打倒他！”
邓文仪继续高谈阔论说：“北洋军阀仅用三千保定生，就统治中国十几年，我黄埔精英一万多，定可在校长的领导下统治中国几十年。现在校长的愿望就是把所有的学生都争取到他身边来……”
陈赓打断邓文仪的话，责问道：“邓先生，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东北，窥我东南，蚕我华北，为什么蒋介石一退再退？他指挥的军队不是在打日本，而是在围剿红军。照此下去，国民党的末日马上就到了。”
“校长是在积蓄力量，到最后关头定会领导抗战的，列宁不也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吗？”邓文仪凭着他在苏联学到的那点的东西，在陈赓面前无理狡辩。
陈赓反驳说：“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根本不能与列宁的灵活策略相提并论，你这是对我们革命导师的污篾！”
一番论战，邓文仪感到为难，但他不能罢休，又转而对陈赓诱以利：“庶康兄（陈赓原名陈庶康），你是我们黄埔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又是校长的救命恩人，别说是兄弟我，就是陈诚、胡宗南等也无法与你相比，你要过来，要什么会没有呀，这比你在红军穿山越岭强多了。”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所追求的，永远不能为尔等理解。”陈赓转而又讥讽了邓文仪一句，“看在老同学、老同乡的份上，我倒要劝你早日改邪归正才是。”
邓文仪连续几次劝降陈赓，都以碰了一鼻子灰而终，他以自己极端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去度察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将领的胸怀，最终是一定要失败的。蒋介石见邓文仪劝降不成，大骂其无能。但他亲自出马，也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陈赓在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脱离了蒋介石的魔掌，重返红军队伍。
与宋美龄的亲信发生矛盾，被蒋介石“发配”苏联
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了飞机十几架。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邓文仪迅即调查，限期破案。邓文仪急忙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查。他一到南昌飞机场，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就满脸堆笑地把他迎进了办公室。
二人坐定，寒暄几句，邓文仪刚转入正题，徐培根就起身将办公室反锁，然后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叠现钞，手拿一支手枪，冲着邓文仪开门见山地说：“邓秘书，你也不用查了，咱们都是爽快人，事已至此，实话实说，这是我派人干的。”
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团长，竟干出这种鸡鸣狗盗之事！，他起身回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徐培根大大咧咧地说：“不为别的，无非是想弄几个钱。前一段我拿航空署300万元，想做笔买卖，不想运气不佳，他娘的，一下子把300万元全栽了进去。你想，我到那儿去弄钱填这个窟窿？没办法，只有在账上做手脚，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一把火把库房点着了。谁想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此祸。”
邓文仪听完吓得心快跳出来了，心想：老蒋要是知道了，非杀他十次不可。他故作镇静地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很简单，”徐培根摊牌道，“两条路，一条是你老兄秉公办事，把事情捅出去。这样也好，你一枪我一枪，咱俩一块见阎王爷去，一了百了，另一条路，见面分一半，这是十万美金，我送给老兄，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来个瞒天过海，一推了之。”
邓文仪见过许多大场面，但是像徐培根这样的流氓无赖，他还是第一次碰到。经徐一讹诈，他也没了主意。要么是接受贿款，冒险发一笔大财；要么是被这恶棍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谎报失火原因。
邓文仪见到蒋介石后，装模作样地说：“报告校长，飞机场大火案已基本查清。它不是人为的，而是飞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热蒸发起火而致。”蒋介石将信将疑，又派戴笠前去复查。戴笠早已觊觎邓文仪的职位，乘机找他的茬儿，结果与邓的汇报不一。这时，素与邓文仪有隙的陈立夫便乘机向蒋介石进言，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不良影响。适逢邓文仪又与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手下的亲信董仁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宋美龄偏袒董仁霖而压制邓文仪，于是，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了邓文仪的公开职务，并准备重办他，同时下令解散了中国文化学会。后经复兴社贺衷寒等“太保”苦求，总算饶了邓文仪一命，但却撤销了他侍从秘书等职务，由此结束了他在蒋介石身边长达７年的近侍生涯。此后，邓文仪在仕途上曾一度走了下坡路。
邓文仪被撤销一切分开职务后，随即被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当时，复兴社的书记长经常换人，但邓文仪这个助理书记却一直不动。他积极协助每一任书记长工作，“勤慎从公”，“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一副戴罪立功的样子。时过境迁，蒋介石的气消得差不多了，于是1935年春又重新起用邓文仪，派他前往苏联任驻苏武官。
邓文仪到莫斯科后，广泛接触了苏联各界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同年秋天，他回国述职，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坚决支持中国抗日的态度。当时，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压力，看到英、美各国对日政策日渐强硬，痛感日本在华北的疯狂进逼使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不得不准备抵抗。而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必须首先设缓解与中共的关系，因此，他命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在国际上取得苏联对中国的谅解和寻找与中共接触的渠道。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苏联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他都进行联系和恳谈。此外，他还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征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同意，经胡秋原介绍，开始同中共代表潘汉年接触。1936年1月13日，在双方的接触中，潘汉年先阐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为此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双方对国共合作后在对日作战时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这期间，邓文仪还同中共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邓文仪提出了双方合作的三条建议：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政府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采取其他合作形式，中共继续独立存在。
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双方谈判以在国内为好。为此，王明于1月23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了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共中央政府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潘汉年则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保证邓进入苏区后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邓文仪将上述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报告，派其副官送回南京，供蒋介石阅示定夺。中共代表团则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以便与国民党代表继续接触。回国前，潘曾与邓文仪晤面，商讨联络办法。邓嘱潘回国后，可直接与陈果夫联系。至此，邓文仪在莫斯科参与国共两党接触的活动结束。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虽无任何实质性进展，但重要的是，两党关系的坚冰已被打破，航线已被开通。它为以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创造了条件。
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认为戴笠是蒋介石的希姆莱，自己则为戈培尔；系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
1936年7月，邓文仪奉调回国，被任命为复兴社的书记长、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企图挑起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为营救蒋介石，力主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讨伐张、杨。
当时，复兴社内人心惶惶，众“太保”惊慌失措。邓文仪刚出任复兴社书记长不久，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更是心急如焚，一筹莫展。在贺衷寒等人的鼓动下，他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邓文仪和贺衷寒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宋美龄说：“这是一个阴谋。”但是，邓文仪又亲自跑到上海活动，宣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是不识大体、拖延时间、不忠于领袖的表现。
与此同时，邓文仪还和贺衷寒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但是，正当他们乱哄哄的要出征的时候，传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邓、贺闻讯，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作鸟兽散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来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过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邓文仪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从此又被冷落起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文仪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延缓一团政治部主任，后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期间，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演讲，继续贩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毒害青年。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
后来，蒋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邓在训练团任上校总教官，只穿军服，见了将军们就得行礼。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部下，如今邓要向孙“立正”、“报告”。同事们见后，在背后都笑话他。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
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同年秋，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后，蒋亲自主持，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恰巧当晚军校教官袁觐贤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邓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他呻吟了很久，气也逐渐消了。次日，邓照常到校办公，一点牢骚也没有。
1939年4月，邓文仪被授予少将军衔。9月，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宣传处副处长。1940年，蒋介石任命邓文仪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协助顾祝同工作。顾祝同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他城府极深，尽管与邓文仪既有上下级之分，又有师生之谊，但由于邓文仪是蒋介石的红人，所以政治部的大事小事一概由邓定夺，他并不过问。因此，邓文仪便为所欲为了。
邓文仪一到第三战区，就施展其反共本领。他首先整顿了战区的“前线日报”，将一批进步人士逐出报社，在他的把持下，该报经常刊登一些攻击新四军的反动文章。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政治部调查专员室，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调查室的骨干分子大都是湖南籍的原复兴社社员。此外，每逢纪念周时，邓文仪都要在第三战区大吹特吹一通，极力宣扬“一切为了需要，需要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观点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理论，把整个政治部搞得乌烟瘴气。
在同僚面前，他一直认为戴笠是蒋介石的希姆莱，自己则是戈培尔。
戈培尔是纳粹德国的重要头目，希特勒的宣传教育部长。他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鼓吹侵略战争，颠倒是非，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他的名字也成了造谣、诽谤宣传的代名词。而邓文仪则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居，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蒋介石拼命鼓噪，是一个十足的蒋介石狂和反共狂。尽管他的文章和演讲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懂得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但由于他的狂喊狂叫，乱蹦乱跳，却也同贺衷寒、刘健群一起，被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前，他曾多次率特务到皖南视察，为袭击新四军做准备。事变中，他参与制定了对新四军进攻的作战方案，是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事变后，他主持了对新四军被俘人员的整训工作，并亲自到上饶集中营，对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大打出手，肆意迫害。
1942年，邓文仪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1944年，蒋介石在大后方组织了10万青年军，调邓文仪出任青年军政治部设计指导委员会主任。邓在青年军中广泛进行法西斯教育，毒害这些青年，为蒋介石培养日后内战反共的反动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为此，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邓文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被人称为“造谣公司”总经理和满天飞的“空中使者”；是国民党当局破坏国共和谈的“打手”；奉命劝阻陈明仁起义未果；是下令炸毁广州市区海珠桥的凶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采纳了美国的建议，将原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改为国防部新闻局，后又改为政工局，一直由邓文仪但任局长，同时，邓还担任了国民党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的职务。内战时期国民党中央社的有关军事新闻几乎全是通过邓文仪之口转述的。这一时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战地宣传和军事新闻发布，被人称为“造谣公司”总经理和满天飞的“空中使者”。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不断遭到失败。为了鼓舞士气，拼命开动宣传机器，颠倒是非，往往把败仗，把“全军覆没”说成“国军大捷”，以至于有人要反面理解国民党的宣传，才能了解事实真相。另外，邓文仪主管战地宣传工作，有时甚至亲自出马，乘飞机到阵前空投传单，以鼓动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他更多的时候是代表蒋介石亲临前线，充任蒋介石的“空中使者”。
1947年5月，国民党第八军李弥部在山东临朐与我华东野战军展开激战，李弥十分顽固，陈毅曾三次派人前往劝其弃暗投明，均遭拒绝，消息传到南京，邓文仪命令手下大肆渲染。不久，蒋介石又亲派邓文仪飞临山东潍县慰问，对李弥慰勉有加，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李弥受宠若惊，对邓文仪说：“感谢邓局长冒矢石之险前来慰劳，李某这下可算通天了。”
同年夏，胡宗南进攻延安，邓文仪乘机飞到西安，组织了“陕北工作团”，以王超凡为团长，黎宗铭为副团长，并将从南京政工局带来的一批人交给黎宗铭带往延安，从事反动革命活动，邓文仪还用画册“伟大的蒋介石委员长”及法币50万元买通地主张永泰，让其在大会上诬篾共产党“压迫剥削人民”。又强迫一参政员诬篾共产党不民主，并命令刘培初组织保甲，以达到反共的目的。
1948年9月，邓文仪晋升中将军衔，当时，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邓文仪的黄埔一期同学王耀武死守城池，困兽犹斗。蒋介石为给王耀武打气，派邓文仪飞往济南。飞机飞抵济南上空时，已无法降落，邓文仪只好向城内空投了一个信袋，和王耀武在对讲机里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回南京复命去了，邓刚飞走不久，济南即被解放军攻下，王耀武作了俘虏。
淮海战役期间，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包围在安徽蒙城双堆集地区。当时，蒋介石一面令黄维兵团，并派邓文仪乘飞机到蚌埠督战。
邓文仪一到李延年的指挥部，就将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他说：“黄维的安危全仰仗你了。”正在此时，一阵激烈的炮火打来，震得泥土乱飞。李延年无可奈何地对邓文仪说：“我尽力而为吧，战场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劝你还是早一点离开，我是不敢留你在这儿过夜的。我是带兵的，只有听天由命了。”邓文仪见势不妙，只好乘飞机离开蚌埠。不久，黄维兵团被歼，李延年兵团也受到了重创。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引退”，回奉化溪口进行幕后指挥，邓文仪经常到溪口去看望蒋介石，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接连惨败，他感到心灰意冷，白天依旧一副君子模样，晚上则下舞场，玩麻将，花天酒地。
蒋介石宣布“引退”后，李宗仁上台担任代总统，继续进行“和平攻势”。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启程离宁赴平。南京政府实行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蒋介石闻讯大怒，向邓文仪下达了镇压的手谕。接着，军警、宪兵、特务方面头目开会，宣读了蒋介石的手谕。接着，军警、宪兵、特务一齐出动，对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大打出手，打死2人，打伤200多人，这次“四一血案”，是国民党破坏和谈的严重步骤，而蒋介石是幕后指挥，邓文仪等则充当了打手。
长沙起义前夕，陈明仁尚在犹豫。蒋介石派邓文仪飞抵长沙做陈明仁的工作。邓、陈二人同为黄埔一期，私交很深。邓文仪向陈明仁转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对他说：“子良兄（陈明仁号子良），你我都是校长的学生，现在许多都在背叛他，他待你我不薄，你可不能见利忘义啊！”陈明仁听了低头不语。邓又说：“不要忘了你是血战四平的英雄，共产党能忘了那笔血债吗？”陈明仁听了此话颇感不快。他抬头对邓说：“此一时，彼一时，陈某人并不是因为怕死才有此举的。”当时，起义已迫在眉睫，陈明仁的部下建议将邓文仪扣留交给共产党。陈则说：“邓是一介书生，又是信使，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谋。”邓文仪见陈明仁主意已定，只好悻悻而去。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10月上旬，兵临广州城下。当时，邓文仪已逃到了广州，在阎锡山拼凑的所谓“战时内阁”中任政工局局长，指挥国民党特务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一次军警特务头子会议上，他曾扬言：“所有嫌疑分子应迅速逮捕，所有政治犯应迅速处决。”在他的指导下，反动军警在广州大搞白色恐怖，仅中山大学一次就有156人被捕。
在广州解放前夕，邓文仪曾命令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大肆破坏城市设施，犯下了种种罪行，最令人愤恨的是他下令炸毁了广州市区的海珠桥。海珠桥是广州人民用血汗建筑的横跨珠江的大铁桥，工程浩大，建筑雄伟，是广州人民引以自豪的建筑之一。国民党要破坏大桥的消息传出后，广大市发纷纷派代表向广州当局请愿，坚决反对破坏大桥，但由于邓文仪等人的干涉和阻挠，请愿毫无结果。
10月1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宣布大桥“紧急戒严”。不久，又宣布解严，车马行人照常行驶。可人们哪里知道，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已经在他们脚下安装了400多箱黄色炸药。下午6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钢架结构的珠海大桥腾空而起，桥上的一切化为乌有，途经行人炸得粉身碎骨，桥下的船只也顷刻间化为支离破碎的木板，一时间，珠江两岸呻吟声四起，惨绝人寰。事后统计，海珠桥血案造成灾民三千，死伤五百，沉毁民船百余艘，震损房屋数百间，海珠桥血案教育了广州人民，更增强了他们对国民党的无比仇恨。
早已跑到成都的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称赞邓文仪等人干得好，而邓文仪也以此在台湾国民党政坛上又混了几年。
晚年钻研道教，为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名誉会长，率四海同心会祭祖团回大陆
邓文仪随蒋介石到台湾后，被任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内政务次长等职，但已不掌握实权了。他一手经办的政工局被蒋经国接管，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蒋经国任主任。3年后，他又辞去其他职务，专任政务次长，也曾任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员会副主任委员。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退出政界，皈依道教，影息山林，整日和一班道士谈经说道。从1983年起担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并从事著述。
80年代后，邓文仪任台湾中国民主和平统一策进会主任。1991年，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成立，邓文仪被推为名誉会长，刘番为会长。4月5日，邓文仪、刘番率该地祭祖团到陕西桥山祭扫黄帝陵。祭文写道：“四十年寒暑，癸奠愧疚，两岸黄埔，相期互助。率团谒陵，同心相求，河山一统，万世行秋。”
邓文仪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说：“台湾同胞来桥山祭拜黄帝陵的机会很难得。我想说的话很多，但最要紧的还是祖国尽快统一。中国统一，好处很多，海内外同胞都应为此竭诚努力。”随后，邓文仪、刘番率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祭祖团到达北京，同黄埔军校同学会进行了座谈，4月10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了邓文仪等。在交谈中，邓文仪再次表达了希望祖国尽快统一的迫切愿望，并表示愿为此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