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霜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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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认为，这一辈子，不管爱得有多么轰轰烈烈，当天人永隔时，爱情也会寂寂散场。说这些话的人，他一定不知道，有一位女人，活在对亲人的思念中走过了这一生。在弥留之际，她轻声地问：“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要有多勇敢，对一个人才能这样恋恋不舍？又要有多勇敢，在天各一方时还能这样念念不忘。
她就是莫斯科的芬娜，作为台湾的第一夫人，她更愿做的，应是蒋经国一个人的“第一夫人”。
蒋经国与芬娜相逢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在有关每一段才子佳人的想象里，他们无不是在鲜花芳菲的四月，或是落花满阶的暮春相遇，开始“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初见。然而，现实生活的残酷不容许我们太多浪漫的想象，比如说蒋经国与芬娜。他们初遇时，身旁不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只有残酷的政治黑暗和寒冷的西伯利亚的空气。
孙逸仙大学在苏联共产党的努力下，在莫斯科成立。该学校的主要生源是中国留学生，主要教授马列主义。出于政治的需要，也是为了送子出国深造，十六岁的蒋经国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向往已久的苏联。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无论是在学业还是实践各个方面，都过得一帆风顺。他不知道，灾难已经悄悄地接近，不知不觉中，他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恶化，国共合作第一次破裂。在此期间，蒋经国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他说：“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这一声明也是日后蒋介石对他不满的主要原因，然而，“虎毒不食子”，蒋经国最后还是取得了父亲的原谅。
因为蒋经国特殊的身世，他在苏联饱受苦难。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后因表现良好，将其调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就是在这里，他邂逅了一生的爱情。
这段异域情缘，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下，越发地神秘，也为他们的爱情覆盖上一层迷离的美感。或许，这就是爱情，兜兜转转，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说，加班到深夜的蒋经国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纠缠一个女人，意图不轨。于是，蒋经国上演了一幕“英雄救美人”的戏剧，三拳两脚就将那个男人打翻在地。他救下的这位女子，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芬娜。这个夜晚一如继往的寒冷，然而，芬娜眼中的光芒足以映亮黑夜、融化冰冷，这种力量叫作爱情。女人的天性使然，她们都喜欢强大的男人，他可以有一副并不高大的身板，但一定要有一方坚强的臂湾，芬娜也不例外。她在这位来自中国的男子身上遗落了一颗芳心。
四季轮回，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春天，或许，因为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春天是与众不同的。你的眼里，不再是单纯的绿、红、黄、紫，而如万花筒一般，呈现出缤纷绚丽的色彩。1935年的春天，在芬娜的眼里，应该是幸福的颜色吧。她与蒋经国的婚礼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内举行，《国际歌》在他们的婚礼上奏响，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昭示，他们一生，注定要活在政治的背景下。
婚后的生活有甜蜜，也有苦楚。爱伦的出生，给蒋经国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这个自少年时代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首次享受到家庭的温暖。由于蒋经国特殊的身份，他们无法像一对平凡的夫妻那样，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芬娜的肩上承担了太多对丈夫的忧虑。
1936年12月12日，中国爆发西安事变。身在他乡的蒋经国忧心忡忡，屡次向苏联政府申请回国，均没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他候补共产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并且还被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对于这段岁月，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载道：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我。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1936年，中苏两国关系得到缓解，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据他回忆说：“临行前，委员长夫人曾告诉我说，委员长希望他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回国。”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同意放蒋经国回到中国。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蒋经国，并对他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13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国家和人民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937年4月，蒋经国携芬娜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时间，蒋经国可谓是百感交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鬂毛衰。”对他来说，这是故土，是家乡。然而，对于蒋方良来说，她在这里是异客。她跟随丈夫，穿越了千山万水，来到他的祖国，她头上顶着太子妃的光环，不仅仅意味着，她要从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还意味着，她必须得到这个中国“第一家庭”的认同，甚至是全国人民的认同。
在爱伦出生的时候，蒋经国曾寄相片给蒋介石，对这位洋媳妇，蒋介石自然是不陌生。然而，当金发碧眼的儿媳站在他的面前时，蒋介石一时之间还是无从适应。经过两三个月的相处之后，蒋介石发现，芬娜体贴、婉约、孝顺，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妇女，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蒋介石亲自为她取名“蒋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
回到溪口之后，遵循母亲毛福梅的意愿，二人又补办了一场盛大的中式婚礼。不久，蒋经国赴赣南上任，蒋方良跟随婆婆毛福梅在溪口居住，开始了她在中国的生活。
语言是蒋方良遇到的第一关，她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已经能用中国话和人流利地交谈了。第二关是饮食，在俄国的时候，经常是一片面包，一盘土豆泥就度日子，面对中国复杂的吃食，蒋方良一时间很难适应，经常吩咐厨师把菜做淡点。然而就是这个起初连口味都无法适应的俄国姑娘，日后竟然可以煮出一桌子拿手的宁波菜，连蒋介石都为之赞叹。第三关也是最难的一关，就是中国的礼节。自古以来，中国就以礼仪之邦著称。其礼节之繁复，就连中国人都无法尽数掌握，而蒋方良就在这方面吃过亏。
1949年清明节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到溪口祭祖。他在母亲王采玉的坟墓前躬身下拜，并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轮到蒋方良时，她只是在墓前鞠了一躬，这让事母至孝的蒋介石情何以堪，他连声怒斥“不懂礼节”。
十七年之后，在蒋方良五十岁的生日上，蒋介石亲笔手书“贤良慈孝”送给她留念，这是对蒋方良在礼节上所下功夫最大的肯定。
“方良”二字，可谓是实至名归，就连蒋介石对她也是交口称赞。他曾经对蒋经国说过，蒋经国在苏联最大的成就就是给他领回了这个洋儿媳。而对蒋介石，蒋方良也是极尽孝顺之事，蒋经国曾记载说：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三十八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五十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请人将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以家中病妻为念。
昔日芬娜，今日方良。她把少女时代的芬娜留在了故国，那片虽然寒冷，却承载了她自由的土地。如今，生活在中国的，是一位低调、隐忍，名为方良的坚强女子。
也许，有人认为，这一辈子，不管爱得有多么轰轰烈烈，当天人永隔时，爱情也会寂寂散场。说这些话的人，他一定不知道，有一位女人，活在对亲人的思念中走过了这一生。在弥留之际，她轻声地问：“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要有多勇敢，对一个人才能这样恋恋不舍？又要有多勇敢，在天各一方时还能这样念念不忘。
她就是莫斯科的芬娜，作为台湾的第一夫人，她更愿做的，应是蒋经国一个人的“第一夫人”。
蒋经国与芬娜相逢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在有关每一段才子佳人的想象里，他们无不是在鲜花芳菲的四月，或是落花满阶的暮春相遇，开始“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初见。然而，现实生活的残酷不容许我们太多浪漫的想象，比如说蒋经国与芬娜。他们初遇时，身旁不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只有残酷的政治黑暗和寒冷的西伯利亚的空气。
孙逸仙大学在苏联共产党的努力下，在莫斯科成立。该学校的主要生源是中国留学生，主要教授马列主义。出于政治的需要，也是为了送子出国深造，十六岁的蒋经国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向往已久的苏联。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无论是在学业还是实践各个方面，都过得一帆风顺。他不知道，灾难已经悄悄地接近，不知不觉中，他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恶化，国共合作第一次破裂。在此期间，蒋经国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他说：“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这一声明也是日后蒋介石对他不满的主要原因，然而，“虎毒不食子”，蒋经国最后还是取得了父亲的原谅。
因为蒋经国特殊的身世，他在苏联饱受苦难。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后因表现良好，将其调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就是在这里，他邂逅了一生的爱情。
这段异域情缘，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下，越发地神秘，也为他们的爱情覆盖上一层迷离的美感。或许，这就是爱情，兜兜转转，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说，加班到深夜的蒋经国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纠缠一个女人，意图不轨。于是，蒋经国上演了一幕“英雄救美人”的戏剧，三拳两脚就将那个男人打翻在地。他救下的这位女子，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芬娜。这个夜晚一如继往的寒冷，然而，芬娜眼中的光芒足以映亮黑夜、融化冰冷，这种力量叫作爱情。女人的天性使然，她们都喜欢强大的男人，他可以有一副并不高大的身板，但一定要有一方坚强的臂湾，芬娜也不例外。她在这位来自中国的男子身上遗落了一颗芳心。
四季轮回，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春天，或许，因为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春天是与众不同的。你的眼里，不再是单纯的绿、红、黄、紫，而如万花筒一般，呈现出缤纷绚丽的色彩。1935年的春天，在芬娜的眼里，应该是幸福的颜色吧。她与蒋经国的婚礼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内举行，《国际歌》在他们的婚礼上奏响，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昭示，他们一生，注定要活在政治的背景下。
婚后的生活有甜蜜，也有苦楚。爱伦的出生，给蒋经国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这个自少年时代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首次享受到家庭的温暖。由于蒋经国特殊的身份，他们无法像一对平凡的夫妻那样，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芬娜的肩上承担了太多对丈夫的忧虑。
1936年12月12日，中国爆发西安事变。身在他乡的蒋经国忧心忡忡，屡次向苏联政府申请回国，均没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他候补共产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并且还被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对于这段岁月，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载道：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我。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1936年，中苏两国关系得到缓解，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据他回忆说：“临行前，委员长夫人曾告诉我说，委员长希望他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回国。”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同意放蒋经国回到中国。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蒋经国，并对他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13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国家和人民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937年4月，蒋经国携芬娜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时间，蒋经国可谓是百感交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鬂毛衰。”对他来说，这是故土，是家乡。然而，对于蒋方良来说，她在这里是异客。她跟随丈夫，穿越了千山万水，来到他的祖国，她头上顶着太子妃的光环，不仅仅意味着，她要从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还意味着，她必须得到这个中国“第一家庭”的认同，甚至是全国人民的认同。
在爱伦出生的时候，蒋经国曾寄相片给蒋介石，对这位洋媳妇，蒋介石自然是不陌生。然而，当金发碧眼的儿媳站在他的面前时，蒋介石一时之间还是无从适应。经过两三个月的相处之后，蒋介石发现，芬娜体贴、婉约、孝顺，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妇女，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蒋介石亲自为她取名“蒋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
回到溪口之后，遵循母亲毛福梅的意愿，二人又补办了一场盛大的中式婚礼。不久，蒋经国赴赣南上任，蒋方良跟随婆婆毛福梅在溪口居住，开始了她在中国的生活。
语言是蒋方良遇到的第一关，她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已经能用中国话和人流利地交谈了。第二关是饮食，在俄国的时候，经常是一片面包，一盘土豆泥就度日子，面对中国复杂的吃食，蒋方良一时间很难适应，经常吩咐厨师把菜做淡点。然而就是这个起初连口味都无法适应的俄国姑娘，日后竟然可以煮出一桌子拿手的宁波菜，连蒋介石都为之赞叹。第三关也是最难的一关，就是中国的礼节。自古以来，中国就以礼仪之邦著称。其礼节之繁复，就连中国人都无法尽数掌握，而蒋方良就在这方面吃过亏。
1949年清明节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到溪口祭祖。他在母亲王采玉的坟墓前躬身下拜，并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轮到蒋方良时，她只是在墓前鞠了一躬，这让事母至孝的蒋介石情何以堪，他连声怒斥“不懂礼节”。
十七年之后，在蒋方良五十岁的生日上，蒋介石亲笔手书“贤良慈孝”送给她留念，这是对蒋方良在礼节上所下功夫最大的肯定。
“方良”二字，可谓是实至名归，就连蒋介石对她也是交口称赞。他曾经对蒋经国说过，蒋经国在苏联最大的成就就是给他领回了这个洋儿媳。而对蒋介石，蒋方良也是极尽孝顺之事，蒋经国曾记载说：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三十八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五十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请人将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以家中病妻为念。
昔日芬娜，今日方良。她把少女时代的芬娜留在了故国，那片虽然寒冷，却承载了她自由的土地。如今，生活在中国的，是一位低调、隐忍，名为方良的坚强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