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23夜 长寿公园的凡·高与卡门一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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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平时闷葫芦的我，怎么在这个陌生人面前这么多话？是我对画家都有种亲切感吗？
他始终沉默着“，沙沙”地画画，让我想起中学时候画石膏像的感觉。
忽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高凡。”“你是怎么开始学画的呢？”
4
两个月后，高凡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是这样交代的——高中美术老师姓白，那年不到三十岁，体形瘦长，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他的皮肤白净，眼镜隐藏目光，很像那时流行的裴勇俊。他不是本地人，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这个终年愁云惨雾的小城。
除了文森特·凡·高，白老师是高凡唯一崇拜过的男人。而文森特·凡·高也是白老师唯一崇拜过的男人。
高一那年的美术课，老师抛开课本，单独讲了半个钟头凡·高，幻灯片依次放出《吃土豆的人》《夜晚咖啡馆》《十五朵向日葵》《星空》《割耳朵后的自画像》《麦田群鸦》。
两个月后，美术课交作业，白老师收到一幅临摹凡·高的《开花的杏树》。天蓝色背景，灰绿色枝丫扭曲伸展，配着无数杏黄色的花朵……虽然临摹的质量低劣，大多数花朵都是模糊的，相较原作，比例也有很大问题，不过，白老师喜欢，尽管是幅水彩画，乍一看竟有中国画的感觉。作业没有留名字，美术老师好久才找到临摹者——二班最不起眼的高凡。
那个周末，白老师邀请高凡去他的画室里玩。所谓“画室”，其实就是单身教师的宿舍，散发着浓重的颜料气味，堆满了各种画画的工具，还有未完工的半成品，好多幅都是临摹凡·高的向日葵与麦田。
高凡说他的画是自学的，就是把别的男生用来打游戏和泡妞的时间，用在了素描和水彩上。白老师夸赞他有画画的天分，送给他一套全新的颜料，并给他恶补了一些基本功。
“凡·高是二十七岁以后才开始画画的，你才十六岁，真的不算晚哦。”白老师这样对高凡说。
从此，高凡常来教师宿舍，跟白老师学素描与水彩画，隔一年就进阶到了油画。年轻白净的美术老师与男学生往来过密，自然引起风言风语——特别是暗恋他又宅腐的女老师们。
到了高三，大伙儿都忙着高考，早把美术老师忘得一干二净，除了决定报考美术学院的高凡。
因为，高凡从卡门嘴里打听到，自己竟跟凡·高有相同的太阳星座与月亮星座，这让他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
当别人在晚自习和请家教补课，他却在白老师的画室里拼命画石膏像，补齐素描基本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有天晚上，白老师含着一根烟，看着窗外屋檐下淋漓的春雨。
白老师的家乡在新疆，父母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偶尔会说起天山脚下的麦田，准噶尔盆地的向日葵，太阳底下大片大片的金黄，像无数蛋饼煎得焦黄，鲜艳得要刺瞎眼睛。但他没来得及告诉高凡，因为在这里的气候带是见不着的。
“去哪里？”高凡放下8B的铅笔，走到老师身前，细长的脖子上有颗尖尖的核桃，雨滴落到嘴边茂密的绒毛上。
“不知道，这个鬼地方，总是要离开的吧。”白老师有些感冒着凉，鼻子塞着，声音嗡嗡的，像是从地底发出的。
三个月后，高考结束，白老师真的消失了，再没回来过，顺便带走了高三女生卡门。至于高凡嘛，早早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幸好他父母准备好了后路，给他填报了一个本省的大专志愿，还是装修设计专业的，也能用到画画才能。
高凡依旧在阴雨绵绵飘满榕树根须的青苔校园里。他常给同学们画像，运气好的话能赚些零用钱。暑期，他会独自去省内的旅游景点，看到有人支着画架给游客画像，大多数拙劣到不堪入目，但依旧有傻瓜愿意掏腰包。
毕业后，他没找过工作，而是拿起画笔，在街头给人画画挣钱。他先去武夷山，画了两个月，赚的钱，除了填饱肚子，还不够买颜料的。等到赚够了火车票的钱，他终于冲出福建省去了三清山，然后是庐山、衡山、黄山、莫干山……广东汕头海边的旷野中，他画过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如同凡·高旋转的麦田和橄榄树。他有时住在桥洞底下，民工就成了模特儿，不仅收不到一分钱，还被人骂有病。他被煤矿的保安打过，打到胃穿孔躺在医院里，兜里没钱被扫地出门。数九寒天的时候，他想要上华山“论剑”，半道几乎被冻死，跟几十个流浪汉挤在一块，靠烧垃圾取暖才活下来。
高凡的父母嘛，只知道儿子去了北京，在装修公司做设计师，每月收入八千元，但要付掉五千元的房租。
今年春节，高凡决定到这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来试试运气。他用了两个星期，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也去过外滩之类的旅游景点画像，每次都被人赶走，直到来到长寿公园——在路口的拐角，有个捧着吉他的流浪歌手，唱Beyond的《光辉岁月》，然后是《喜欢你》，直到《海阔天空》。他站在歌手对面，白痴般地看了一下午。夜幕降临，歌手背着吉他包退场，广场舞的大妈上台，在钢琴键盘喷泉平台俯冲轰炸《最炫民族风》。有人支起简易卡拉OK，五首歌收费十块钱，附近的保安、民工、大妈、闲得蛋疼或喝醉了的白领，都趋之若鹜地排队唱歌，从走调天王到水房歌神，整条路都在开演唱会。
在长寿公园的一个角落，高凡在纸上涂抹颜色，有对面的两栋高楼，有傍晚时分的树影，有奇形怪状的雕塑，还有慢慢爬上天空的新月。
他找了附近的群租房，有个六平方米的小格子间，是卫生间改造出来的，有个狭窄的气窗，只能打开三分之一，可以瞥见楼下长寿公园的一角。
每天午后，他都会搬两个小板凳，坐在公园的雕塑前面，立块“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的牌子。第一天没有任何人来；第二天他做了一笔生意，画了个中年大妈；第三天是周末，连续画了五个：两个月没开单的房产中介小伙子、对面“外婆家”午休的厨师、被爷爷奶奶带出来轮滑的小朋友，还有一对早恋的初中生。
高凡慢慢认识了几个朋友，同样在长寿公园讨生活：卖体育彩票的、地摊卖黄碟的、摊大饼的、收破烂的……要是他一天赚到了几百块钱，就会留出二十块钱请大伙儿吃烤串。
三个月前，还是长寿公园的午后，高凡默默在画架上涂抹颜料，有只涂着粉色指甲的手指，伸到了他的眼前。顺着纤细的手指，骨节微微突出的手腕，光滑白皙的胳膊，接着是一双乌黑的眼睛。春风席卷北方的沙尘阴霾而来，扬起乌鸦翅膀似的长发，而她一身红裙宛如突发的火灾。
卡门。就算分尸剁碎了，烧成灰冲进抽水马桶，再分解成各种基本元素，高凡还是能一眼认出她来。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看到你！”卡门说，“多年不见，别来无恙？能为我画像吗？”
“嗯。”“给你一百块要不要？”“不要。”
这个午后，无比漫长。高凡的手臂有些僵硬，素描笔不断地在纸上刷着，勾画卡门的双眼。浅一点，再深一点，再细一点，又粗一点，换了从2B到12B的铅笔，直到这眼睛栩栩如生，乌黑得宛如刚出过事故的煤矿，不忍直视。
天黑了，但没有她的眼珠黑。为了感谢高凡的画像，卡门请他吃十三香小龙虾。喝了七瓶啤酒，高凡没说这些年的经历，只有卡门滔滔不绝。她说高中毕业后，先去深圳，又去了杭州，做过办公室前台和房地产销售，还推销过山寨红酒，两年前到了上海。
她从小是个神婆，现在亚新广场开了家塔罗牌算命馆。七楼很小的门面，卡门穿成波希米亚风格，每天做五六单生意。客人大多是九〇后女生，主要解决的也是恋爱问题。最小的是个初中生，意外怀孕两个月了，来算命咨询要不要跟着小男朋友私奔把孩子生下来。她用塔罗牌算了一卦，结果是打掉，小姑娘哭哭啼啼走了，留下两百块算命费。
算命馆只有一扇窗户，恰巧对准长寿公园，自然也能看到画画的高凡。开始她完全没认出他来，高中分别才七年，他却像老了十多岁。她只是好奇，什么样的人会天天在那儿画画？又是什么样的白痴愿意花一百块给他画呢？观察了十来天，她突然发现这人有些像高凡。
高凡说：“我还以为，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就算见到，你也会立刻逃跑的。”
“嗯，我也这么以为。”
“为什么？”“别问为什么。我从来不问这个。”
酒后微醺，春风迷醉，红裙在黑夜里鲜艳夺目。高凡架着她的胳膊，穿过夜总会门口的马路，去了他的出租房。
在六平方米的小屋里，高凡与卡门度过了最漫长的那一夜。
5
每次看凡·高的《麦田》，总有种看大海的感觉。风吹麦浪，波涛汹涌，如海洋与天空无边无际，云朵就像桅杆上的群帆，点点麦穗就像飞鱼跃出海面。凡·高是荷兰人，从大海手中争夺土地的民族。他的许多早期作品都画过大海与海岸线。凡·高出生的故乡津德尔特距离大海不远，而自杀的地点是巴黎附近奥维尔的麦田。因为麦田就是大海的延伸。尘归尘，土归土……凡·高有个亲弟弟叫提奥，是巴黎的艺术品商人。提奥鼓励凡·高开始画画，并且支付凡·高所有的画画和生活开销。凡·高活着的时候，几乎只有一个粉丝，那就是提奥。至于高更那些人嘛，与其说是嫉妒凡·高，不如说是怜悯。
没有提奥，就没有凡·高。
凡·高给提奥写过很多书信，其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
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
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奋进。
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
凡·高这辈子画过男人也画过女人，显然他更擅长画男人，而他画过的无数男人里，最擅长的是画他自己。
自从认识了画画的高凡，我就经常能在长寿公园见到卡门了。不能说卡门打扮时髦，事实上，她妆很淡，或者基本不化妆，衣服看起来也比较普通，只是颜色比较鲜艳而已。这条长寿路上有十几家夜总会，每当夜色降临之际，无数衣着暴露的女孩就姗姗前来上班了——卡门不是，显而易见。
但有一天，我在长寿路与西康路口吃拉面，意外见到了卡门。她站在天桥下，风吹过她乌鸦般的黑色长发，连同脚边的裙摆，仿佛随时可以飞到上海的天空。
一辆黑色奔驰停在跟前，开车的男人下来，戴着墨镜，很有王家卫的味道。
卡门上了车，男人摘下墨镜，而我诧异地发现——这张脸跟我长得很像。
幸好那家伙没有看见我，卡门也没有，奔驰车绝尘而去，车牌号码最后四位全是“7”。
忽然，我可能知道那个人是谁了。有一次我去长寿公园附近的“大桶大”，洗脚小弟抱着热气腾腾的水桶上来，只瞥了我一眼，就投来顶礼膜拜的目光。这是碰上粉丝了吗？但他仔细端详了我半天，突然问：“您是七哥吗？”
“七哥是谁？”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分外失望地摇头，真想反问他一句，“你是朝阳群众吗？”“您肯定是！我见过您！真的，上次您在我们店里，还摘下了墨镜。”“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谁都知道，七哥最低调了，平常总是戴着墨镜，不让小弟们认出来。”
我很自然地想起杜琪峰的黑帮片中与大佬对峙的画面，如果我故意插一插裤腰带，或许对方的小弟真的以为我会掏出一把枪来。
七哥是谁？
6
自打与卡门重逢，高凡度过了这辈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长寿公园。
每个周末，卡门会来到他的房间，做免费模特儿，顺便度过一夜。等到高凡醒来，小屋里只剩他孤独一人，唯枕边残留有气味，还有一两根12B铅笔般浓重乌黑足够绞死人的发丝。
他前些年在四处漂泊，总是用暗黑阴沉，接近于版画的色调去描绘民工、煤矿与火车站，线条也是粗犷和冰冷的，也可能跟他买不起颜料有关。现在，是卡门让他的颜色变得明艳，总是用大块的金色与橙色，表现阳光照射到她的头发与皮肤上的反光。只有她的双眼仍然是乌黑的，但也闪烁着幽灵般的光。
不但是卡门，高凡笔下的长寿公园，也与众不同起来。无数高楼和灯火环抱中，整个公园照理是生机勃勃，但他没有画出一个人——只有空旷的广场、孤独的小径、荒无人烟的街道，尽管书报亭和地摊都还在，街头的广告依然耀眼，全城却空无一人。但是，画面里依旧充满各种色彩，所有的树木、雕塑、建筑和流水，乃至天空，全都生机勃勃，耀眼夺目，似乎代替了所有人类的活动。并且，这一切都是在不断旋转之中，如同波浪与漩涡，如同卡门黑洞般深不可测的瞳孔，如同吉卜赛女人卷曲的黑发……“你是个天才！”卡门这样评价高凡，除了白老师，没人这么说过他。她说认识一些画廊老板，在莫干山路M50创意园，以前找她占星算命认识的。她可以把高凡的几幅画送过去，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掉。高凡想都没想，挑选出了十幅画送过去，都是最近在长寿公园和对面的小屋里画的。
一个月后，其中有幅画卖掉了，七万块钱，据说买家是个很有品位的海归艺术品收藏家。
奇怪，平时闷葫芦的我，怎么在这个陌生人面前这么多话？是我对画家都有种亲切感吗？
他始终沉默着“，沙沙”地画画，让我想起中学时候画石膏像的感觉。
忽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高凡。”“你是怎么开始学画的呢？”
4
两个月后，高凡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是这样交代的——高中美术老师姓白，那年不到三十岁，体形瘦长，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他的皮肤白净，眼镜隐藏目光，很像那时流行的裴勇俊。他不是本地人，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这个终年愁云惨雾的小城。
除了文森特·凡·高，白老师是高凡唯一崇拜过的男人。而文森特·凡·高也是白老师唯一崇拜过的男人。
高一那年的美术课，老师抛开课本，单独讲了半个钟头凡·高，幻灯片依次放出《吃土豆的人》《夜晚咖啡馆》《十五朵向日葵》《星空》《割耳朵后的自画像》《麦田群鸦》。
两个月后，美术课交作业，白老师收到一幅临摹凡·高的《开花的杏树》。天蓝色背景，灰绿色枝丫扭曲伸展，配着无数杏黄色的花朵……虽然临摹的质量低劣，大多数花朵都是模糊的，相较原作，比例也有很大问题，不过，白老师喜欢，尽管是幅水彩画，乍一看竟有中国画的感觉。作业没有留名字，美术老师好久才找到临摹者——二班最不起眼的高凡。
那个周末，白老师邀请高凡去他的画室里玩。所谓“画室”，其实就是单身教师的宿舍，散发着浓重的颜料气味，堆满了各种画画的工具，还有未完工的半成品，好多幅都是临摹凡·高的向日葵与麦田。
高凡说他的画是自学的，就是把别的男生用来打游戏和泡妞的时间，用在了素描和水彩上。白老师夸赞他有画画的天分，送给他一套全新的颜料，并给他恶补了一些基本功。
“凡·高是二十七岁以后才开始画画的，你才十六岁，真的不算晚哦。”白老师这样对高凡说。
从此，高凡常来教师宿舍，跟白老师学素描与水彩画，隔一年就进阶到了油画。年轻白净的美术老师与男学生往来过密，自然引起风言风语——特别是暗恋他又宅腐的女老师们。
到了高三，大伙儿都忙着高考，早把美术老师忘得一干二净，除了决定报考美术学院的高凡。
因为，高凡从卡门嘴里打听到，自己竟跟凡·高有相同的太阳星座与月亮星座，这让他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
当别人在晚自习和请家教补课，他却在白老师的画室里拼命画石膏像，补齐素描基本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有天晚上，白老师含着一根烟，看着窗外屋檐下淋漓的春雨。
白老师的家乡在新疆，父母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偶尔会说起天山脚下的麦田，准噶尔盆地的向日葵，太阳底下大片大片的金黄，像无数蛋饼煎得焦黄，鲜艳得要刺瞎眼睛。但他没来得及告诉高凡，因为在这里的气候带是见不着的。
“去哪里？”高凡放下8B的铅笔，走到老师身前，细长的脖子上有颗尖尖的核桃，雨滴落到嘴边茂密的绒毛上。
“不知道，这个鬼地方，总是要离开的吧。”白老师有些感冒着凉，鼻子塞着，声音嗡嗡的，像是从地底发出的。
三个月后，高考结束，白老师真的消失了，再没回来过，顺便带走了高三女生卡门。至于高凡嘛，早早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幸好他父母准备好了后路，给他填报了一个本省的大专志愿，还是装修设计专业的，也能用到画画才能。
高凡依旧在阴雨绵绵飘满榕树根须的青苔校园里。他常给同学们画像，运气好的话能赚些零用钱。暑期，他会独自去省内的旅游景点，看到有人支着画架给游客画像，大多数拙劣到不堪入目，但依旧有傻瓜愿意掏腰包。
毕业后，他没找过工作，而是拿起画笔，在街头给人画画挣钱。他先去武夷山，画了两个月，赚的钱，除了填饱肚子，还不够买颜料的。等到赚够了火车票的钱，他终于冲出福建省去了三清山，然后是庐山、衡山、黄山、莫干山……广东汕头海边的旷野中，他画过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如同凡·高旋转的麦田和橄榄树。他有时住在桥洞底下，民工就成了模特儿，不仅收不到一分钱，还被人骂有病。他被煤矿的保安打过，打到胃穿孔躺在医院里，兜里没钱被扫地出门。数九寒天的时候，他想要上华山“论剑”，半道几乎被冻死，跟几十个流浪汉挤在一块，靠烧垃圾取暖才活下来。
高凡的父母嘛，只知道儿子去了北京，在装修公司做设计师，每月收入八千元，但要付掉五千元的房租。
今年春节，高凡决定到这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来试试运气。他用了两个星期，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也去过外滩之类的旅游景点画像，每次都被人赶走，直到来到长寿公园——在路口的拐角，有个捧着吉他的流浪歌手，唱Beyond的《光辉岁月》，然后是《喜欢你》，直到《海阔天空》。他站在歌手对面，白痴般地看了一下午。夜幕降临，歌手背着吉他包退场，广场舞的大妈上台，在钢琴键盘喷泉平台俯冲轰炸《最炫民族风》。有人支起简易卡拉OK，五首歌收费十块钱，附近的保安、民工、大妈、闲得蛋疼或喝醉了的白领，都趋之若鹜地排队唱歌，从走调天王到水房歌神，整条路都在开演唱会。
在长寿公园的一个角落，高凡在纸上涂抹颜色，有对面的两栋高楼，有傍晚时分的树影，有奇形怪状的雕塑，还有慢慢爬上天空的新月。
他找了附近的群租房，有个六平方米的小格子间，是卫生间改造出来的，有个狭窄的气窗，只能打开三分之一，可以瞥见楼下长寿公园的一角。
每天午后，他都会搬两个小板凳，坐在公园的雕塑前面，立块“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的牌子。第一天没有任何人来；第二天他做了一笔生意，画了个中年大妈；第三天是周末，连续画了五个：两个月没开单的房产中介小伙子、对面“外婆家”午休的厨师、被爷爷奶奶带出来轮滑的小朋友，还有一对早恋的初中生。
高凡慢慢认识了几个朋友，同样在长寿公园讨生活：卖体育彩票的、地摊卖黄碟的、摊大饼的、收破烂的……要是他一天赚到了几百块钱，就会留出二十块钱请大伙儿吃烤串。
三个月前，还是长寿公园的午后，高凡默默在画架上涂抹颜料，有只涂着粉色指甲的手指，伸到了他的眼前。顺着纤细的手指，骨节微微突出的手腕，光滑白皙的胳膊，接着是一双乌黑的眼睛。春风席卷北方的沙尘阴霾而来，扬起乌鸦翅膀似的长发，而她一身红裙宛如突发的火灾。
卡门。就算分尸剁碎了，烧成灰冲进抽水马桶，再分解成各种基本元素，高凡还是能一眼认出她来。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看到你！”卡门说，“多年不见，别来无恙？能为我画像吗？”
“嗯。”“给你一百块要不要？”“不要。”
这个午后，无比漫长。高凡的手臂有些僵硬，素描笔不断地在纸上刷着，勾画卡门的双眼。浅一点，再深一点，再细一点，又粗一点，换了从2B到12B的铅笔，直到这眼睛栩栩如生，乌黑得宛如刚出过事故的煤矿，不忍直视。
天黑了，但没有她的眼珠黑。为了感谢高凡的画像，卡门请他吃十三香小龙虾。喝了七瓶啤酒，高凡没说这些年的经历，只有卡门滔滔不绝。她说高中毕业后，先去深圳，又去了杭州，做过办公室前台和房地产销售，还推销过山寨红酒，两年前到了上海。
她从小是个神婆，现在亚新广场开了家塔罗牌算命馆。七楼很小的门面，卡门穿成波希米亚风格，每天做五六单生意。客人大多是九〇后女生，主要解决的也是恋爱问题。最小的是个初中生，意外怀孕两个月了，来算命咨询要不要跟着小男朋友私奔把孩子生下来。她用塔罗牌算了一卦，结果是打掉，小姑娘哭哭啼啼走了，留下两百块算命费。
算命馆只有一扇窗户，恰巧对准长寿公园，自然也能看到画画的高凡。开始她完全没认出他来，高中分别才七年，他却像老了十多岁。她只是好奇，什么样的人会天天在那儿画画？又是什么样的白痴愿意花一百块给他画呢？观察了十来天，她突然发现这人有些像高凡。
高凡说：“我还以为，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就算见到，你也会立刻逃跑的。”
“嗯，我也这么以为。”
“为什么？”“别问为什么。我从来不问这个。”
酒后微醺，春风迷醉，红裙在黑夜里鲜艳夺目。高凡架着她的胳膊，穿过夜总会门口的马路，去了他的出租房。
在六平方米的小屋里，高凡与卡门度过了最漫长的那一夜。
5
每次看凡·高的《麦田》，总有种看大海的感觉。风吹麦浪，波涛汹涌，如海洋与天空无边无际，云朵就像桅杆上的群帆，点点麦穗就像飞鱼跃出海面。凡·高是荷兰人，从大海手中争夺土地的民族。他的许多早期作品都画过大海与海岸线。凡·高出生的故乡津德尔特距离大海不远，而自杀的地点是巴黎附近奥维尔的麦田。因为麦田就是大海的延伸。尘归尘，土归土……凡·高有个亲弟弟叫提奥，是巴黎的艺术品商人。提奥鼓励凡·高开始画画，并且支付凡·高所有的画画和生活开销。凡·高活着的时候，几乎只有一个粉丝，那就是提奥。至于高更那些人嘛，与其说是嫉妒凡·高，不如说是怜悯。
没有提奥，就没有凡·高。
凡·高给提奥写过很多书信，其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
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
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奋进。
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
凡·高这辈子画过男人也画过女人，显然他更擅长画男人，而他画过的无数男人里，最擅长的是画他自己。
自从认识了画画的高凡，我就经常能在长寿公园见到卡门了。不能说卡门打扮时髦，事实上，她妆很淡，或者基本不化妆，衣服看起来也比较普通，只是颜色比较鲜艳而已。这条长寿路上有十几家夜总会，每当夜色降临之际，无数衣着暴露的女孩就姗姗前来上班了——卡门不是，显而易见。
但有一天，我在长寿路与西康路口吃拉面，意外见到了卡门。她站在天桥下，风吹过她乌鸦般的黑色长发，连同脚边的裙摆，仿佛随时可以飞到上海的天空。
一辆黑色奔驰停在跟前，开车的男人下来，戴着墨镜，很有王家卫的味道。
卡门上了车，男人摘下墨镜，而我诧异地发现——这张脸跟我长得很像。
幸好那家伙没有看见我，卡门也没有，奔驰车绝尘而去，车牌号码最后四位全是“7”。
忽然，我可能知道那个人是谁了。有一次我去长寿公园附近的“大桶大”，洗脚小弟抱着热气腾腾的水桶上来，只瞥了我一眼，就投来顶礼膜拜的目光。这是碰上粉丝了吗？但他仔细端详了我半天，突然问：“您是七哥吗？”
“七哥是谁？”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分外失望地摇头，真想反问他一句，“你是朝阳群众吗？”“您肯定是！我见过您！真的，上次您在我们店里，还摘下了墨镜。”“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谁都知道，七哥最低调了，平常总是戴着墨镜，不让小弟们认出来。”
我很自然地想起杜琪峰的黑帮片中与大佬对峙的画面，如果我故意插一插裤腰带，或许对方的小弟真的以为我会掏出一把枪来。
七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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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与卡门重逢，高凡度过了这辈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长寿公园。
每个周末，卡门会来到他的房间，做免费模特儿，顺便度过一夜。等到高凡醒来，小屋里只剩他孤独一人，唯枕边残留有气味，还有一两根12B铅笔般浓重乌黑足够绞死人的发丝。
他前些年在四处漂泊，总是用暗黑阴沉，接近于版画的色调去描绘民工、煤矿与火车站，线条也是粗犷和冰冷的，也可能跟他买不起颜料有关。现在，是卡门让他的颜色变得明艳，总是用大块的金色与橙色，表现阳光照射到她的头发与皮肤上的反光。只有她的双眼仍然是乌黑的，但也闪烁着幽灵般的光。
不但是卡门，高凡笔下的长寿公园，也与众不同起来。无数高楼和灯火环抱中，整个公园照理是生机勃勃，但他没有画出一个人——只有空旷的广场、孤独的小径、荒无人烟的街道，尽管书报亭和地摊都还在，街头的广告依然耀眼，全城却空无一人。但是，画面里依旧充满各种色彩，所有的树木、雕塑、建筑和流水，乃至天空，全都生机勃勃，耀眼夺目，似乎代替了所有人类的活动。并且，这一切都是在不断旋转之中，如同波浪与漩涡，如同卡门黑洞般深不可测的瞳孔，如同吉卜赛女人卷曲的黑发……“你是个天才！”卡门这样评价高凡，除了白老师，没人这么说过他。她说认识一些画廊老板，在莫干山路M50创意园，以前找她占星算命认识的。她可以把高凡的几幅画送过去，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掉。高凡想都没想，挑选出了十幅画送过去，都是最近在长寿公园和对面的小屋里画的。
一个月后，其中有幅画卖掉了，七万块钱，据说买家是个很有品位的海归艺术品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