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五十八章 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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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处来的消息没什么让人奇怪的，都在王通的预料之中，天津卫开埠之后，以天津卫强大的商业能力和手工业能力，虎威军也是大大的加强，虎威军灭掉了草原上的俺答部，让大明和蒙古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这一系列的事情在各处发生着影响，让大明的方方面面都在改变。
比如说这几年朝廷中户部的官员对商税越来越关注，士人本来是耻于谈利税之事，觉得有辱斯文，即便是户部这样的专管衙门也是如此，不过现在一些比较专业的郎官开始议论，为何天津卫这税关有这样大的收入，大明在运河上设立了七个税关，为何收入这么少。
工部也向天津卫的匠坊加派了人手，大家都是办差做事，为何天津卫王通办的就那么出彩，其他地方就是骂声不断。
现如今北边的军队申领兵器衣甲，宁可花银子去天津卫置办，也不愿意白拿那些武库中的东西。
毕竟这粗制滥造的东西一去战场上可能就让人丢了性命，而天津卫那些兵器铠甲却可以让人保命立功，当然，这些还都是给各家军将的私兵家丁装备，大规模的花费他们还舍不得。
民间的风气也在转变，从前地方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官员，其次就是士人，商人即便是有钱也要向着功名上靠，或者结交官府，或者招个书生女婿，要不然就抬不起头来，可如今在天津卫周围，以及受天津卫影响较深的北直隶几府，有功名不是坏事，有官身更是好事，但要比起在天津卫那些风光无比的豪商，就什么都算不得了。
在天津卫有许多从前一文不名的人，现在都是发达了，有的走边贸，有的走海贸，还有的头脑聪敏，在商机无限的天津卫发现了自己的机会，这些人没有功名，不靠权势捞钱，却依旧堂堂正正的发了大财，这个榜样可是太有价值了。
就算考中个秀才，家里少缴赋税，可一年也见不到什么荤腥，中个举人，若是做不了官，在家里依靠田地度日，充其量也就是个肚饱体面，但能考中秀才的能有几个，中举的能有几个，可去了天津卫做个工匠、伙计什么的，吃饱饭还是有的，要是聪明些，还有更发达的前景等着他们。
这就让许多人琢磨起来，这读书和做工经商那个好处多，大多数人看的都是眼前的利益，去天津卫或者行商做工，就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
至于读书人，除了那些迂腐之极的夫子，其余的人到底比百姓想的要活，他们也琢磨，我这样苦熬，很多不如我的人在天津卫发财风光，我为什么不行呢，秀才中举实在不容易，就算中举，没什么过硬的靠山，也只能去边远州县做官，要不然就是教谕这样的清水闲职，还不如去经商赚钱，给家里好过，自己快活。
那些家里有田地吃租的，也发现这伙计不怎么好做下去了，要是和从前一样的工钱根本留不住人，心思活的人都是天津卫做工当差，比种地要好出太多，而且这田地每年投钱进入，赚到的实在是太少，如果把这笔钱丢到天津卫做生意，没准就获利多多了。
下面的士人和乡绅、百姓都是如此，官员和权贵们更是这样，就在万历十年之前，大家要做的都是多多的置办田地，所谓的工商业也不过是在京师和江南开几个商铺，在自家的庄子里开几个磨坊、臼坊、油坊之类的，唯有田地最值钱，现如今，大家有了银子都要投到天津卫、张家口堡和山西大同那边去，也有大胆的去往归化城那边投银子，海贸、边贸、皮毛、牲畜、碱，他们各个纳闷，自己从前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么多的生财之道，早知道这地方让自家占据有多好。
一边后悔，一边把手里的良田卖掉一部分，筹集到更多的银子，投资到天津卫去，最保险的也可以将银钱放在三江钱庄和三江保险行生息，这个收入都要比开庄子收租子要多赚很多很多，就算不愿意去外面冒险，在京师或者大城中开个铺面，或者开个作坊工场什么的，赚的也比种地多。
自然，想要赚钱就一定要学天津卫的规矩，特别是要学三江商行的规矩，那里规矩严密，做事周全，又很难让人钻到空子。
方方面面都在变，在天津卫能辐射到的北直隶一带，重工商轻农的风气逐渐散布开来，原本江南的商人来到北方觉得做生意很容易，赚钱也很容易，因为北边的人对商业并不是太懂，有很多的空子可以钻，只有山西那边的商人不好打交道，但现在不同了，大家做生意的脑筋一下子活了起来，不像是从前那么好占便宜了，当然，商机也比从前多了好多。
从上到下，都开始琢磨着如何赚钱，京师和北直隶各府第一次在年景好的时候也出现了抛荒，很多地主雇佣不到短工和长工做活，很多人干脆开设商铺作坊，让自家的佃户进去做工，开始有人从河南和山东的贫苦地方招募雇农耕种…….
鞭法实行之后，许多要缴纳实物和付出劳力的赋税和徭役都变成了要给出现银，现在一条鞭法虽然被套上害民劳民的名目取消，但该给的银子还是要给，小农甚至是中小地主为了缴纳赋税，都要把自己田里出产的东西卖掉，进城出城要被关卡勒索收钱，买卖过程中还要被商人盘剥，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地主破产，有许多小农失去了土地。
外地出现的这个情况，在北直隶却没有，因为大家取得银子很容易，因为工商兴盛，银钱丰富，种地的人在不断减少，缴纳赋税却没什么耽搁。
结果北直隶和山西周围各省的中小地主以及农户因为一条鞭法破产破家，他们本来很容易成为流民，成为颠覆政权的祸根，可却因为北直隶的工商繁盛，农业人口不足，被吸收了很多，这也是莫名的大明之福。
这个变化是一方面，文武区别也有变化，自太祖朱元璋开国，成祖朱棣北伐之后，大明就谈不上有什么武功，英宗的土木堡之败以及从那时到后面的一系列失败，大明对外一直是采取着守御政策，而且内陆一直还算是太平。
这样的结果就是边军凶险不思进取，内陆太平不思警备，军将豢养家丁为私兵，对待属下其余兵丁如同奴隶。
这样内外皆烂的状态，谁人也不会去当兵吃粮，说出来都是耻辱，更不要提不会有什么好的功名出身，也就是在嘉靖年抗倭的时候略微有些改变。
现如今不同了，在外人看来，王通那显赫地位怎么得来的，还不是靠着一次次显赫的军功打下来的，都说是文贵武贱，可朝廷中那些大佬，在野的那些名望，甚至还有宫里宫外的那些皇亲国戚，平日里叫唤蹦达的欢，等大军过来，刀都还没抽出来，一个个都是老实了。
听说那次大朝会，王通领兵根本就没有杀人，不少言官都吓得尿裤子了，一个屁都没敢放，这等对比，谁还说什么文贵武贱。
又有一桩，如今万岁爷被文官们触犯得罪的太多，所以对武将颇为亲近，当年那虎威武馆出身的一干少年，现在混得最差的也是个守备，将来可都是总兵、副将的前程，他们一干人发达了，还不把文臣们压得死死，现在从军当兵，没准就能赶上这波好处。
而且如今的草原上和海上不同以往，原本以为好像是虎狼一般的鞑子也就是这么回事，现在草原上是汉家骑兵的天下，草原上汉人少，商户们招人都是开高价钱，要是肯去护卫队卖命，那更是有得赚，能赶上个烧杀抢掠的，还会发财。
许多京师勋贵子弟，还没有变成只会yin风弄月，逛窑子玩相公的废物的那等人，都有了去草原上见识见识的心思。
现在各处边镇，京师各家的勋贵豪门，都琢磨着在草原上拓展产业，放牧开垦，也需要大批的人手护卫，缺这等骑马开弓的汉子，而且有传闻，有人将草原上的见闻说给皇帝听，皇帝也夸赞不少，还说能在草原上驰骋的，回来也能领兵打仗，做个国家的栋梁，也有王通说道，凡是在草原上呆过，战斗过的，都可以从军博取功名。
又是冒险刺激，又可以烧杀抢掠，又可以发财，又可以博取功名，这等事是贵家子最喜欢做的，也是京师少年最向往的，或者说生活优裕，充满幻想的年轻人都很向往。
结果是京津一带，从上到下，许多年轻人要从军，要去草原，各家商行招募护卫队的人手倒是容易了很多，特别是三江商行的护卫队，挑选了许多不错的好苗子。
而其这股潮流还带动了三江匠坊铠甲和兵器零售生意的大发展，要去草原，总要弄身过得去的装备才是……
从各处来的消息没什么让人奇怪的，都在王通的预料之中，天津卫开埠之后，以天津卫强大的商业能力和手工业能力，虎威军也是大大的加强，虎威军灭掉了草原上的俺答部，让大明和蒙古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这一系列的事情在各处发生着影响，让大明的方方面面都在改变。
比如说这几年朝廷中户部的官员对商税越来越关注，士人本来是耻于谈利税之事，觉得有辱斯文，即便是户部这样的专管衙门也是如此，不过现在一些比较专业的郎官开始议论，为何天津卫这税关有这样大的收入，大明在运河上设立了七个税关，为何收入这么少。
工部也向天津卫的匠坊加派了人手，大家都是办差做事，为何天津卫王通办的就那么出彩，其他地方就是骂声不断。
现如今北边的军队申领兵器衣甲，宁可花银子去天津卫置办，也不愿意白拿那些武库中的东西。
毕竟这粗制滥造的东西一去战场上可能就让人丢了性命，而天津卫那些兵器铠甲却可以让人保命立功，当然，这些还都是给各家军将的私兵家丁装备，大规模的花费他们还舍不得。
民间的风气也在转变，从前地方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官员，其次就是士人，商人即便是有钱也要向着功名上靠，或者结交官府，或者招个书生女婿，要不然就抬不起头来，可如今在天津卫周围，以及受天津卫影响较深的北直隶几府，有功名不是坏事，有官身更是好事，但要比起在天津卫那些风光无比的豪商，就什么都算不得了。
在天津卫有许多从前一文不名的人，现在都是发达了，有的走边贸，有的走海贸，还有的头脑聪敏，在商机无限的天津卫发现了自己的机会，这些人没有功名，不靠权势捞钱，却依旧堂堂正正的发了大财，这个榜样可是太有价值了。
就算考中个秀才，家里少缴赋税，可一年也见不到什么荤腥，中个举人，若是做不了官，在家里依靠田地度日，充其量也就是个肚饱体面，但能考中秀才的能有几个，中举的能有几个，可去了天津卫做个工匠、伙计什么的，吃饱饭还是有的，要是聪明些，还有更发达的前景等着他们。
这就让许多人琢磨起来，这读书和做工经商那个好处多，大多数人看的都是眼前的利益，去天津卫或者行商做工，就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
至于读书人，除了那些迂腐之极的夫子，其余的人到底比百姓想的要活，他们也琢磨，我这样苦熬，很多不如我的人在天津卫发财风光，我为什么不行呢，秀才中举实在不容易，就算中举，没什么过硬的靠山，也只能去边远州县做官，要不然就是教谕这样的清水闲职，还不如去经商赚钱，给家里好过，自己快活。
那些家里有田地吃租的，也发现这伙计不怎么好做下去了，要是和从前一样的工钱根本留不住人，心思活的人都是天津卫做工当差，比种地要好出太多，而且这田地每年投钱进入，赚到的实在是太少，如果把这笔钱丢到天津卫做生意，没准就获利多多了。
下面的士人和乡绅、百姓都是如此，官员和权贵们更是这样，就在万历十年之前，大家要做的都是多多的置办田地，所谓的工商业也不过是在京师和江南开几个商铺，在自家的庄子里开几个磨坊、臼坊、油坊之类的，唯有田地最值钱，现如今，大家有了银子都要投到天津卫、张家口堡和山西大同那边去，也有大胆的去往归化城那边投银子，海贸、边贸、皮毛、牲畜、碱，他们各个纳闷，自己从前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么多的生财之道，早知道这地方让自家占据有多好。
一边后悔，一边把手里的良田卖掉一部分，筹集到更多的银子，投资到天津卫去，最保险的也可以将银钱放在三江钱庄和三江保险行生息，这个收入都要比开庄子收租子要多赚很多很多，就算不愿意去外面冒险，在京师或者大城中开个铺面，或者开个作坊工场什么的，赚的也比种地多。
自然，想要赚钱就一定要学天津卫的规矩，特别是要学三江商行的规矩，那里规矩严密，做事周全，又很难让人钻到空子。
方方面面都在变，在天津卫能辐射到的北直隶一带，重工商轻农的风气逐渐散布开来，原本江南的商人来到北方觉得做生意很容易，赚钱也很容易，因为北边的人对商业并不是太懂，有很多的空子可以钻，只有山西那边的商人不好打交道，但现在不同了，大家做生意的脑筋一下子活了起来，不像是从前那么好占便宜了，当然，商机也比从前多了好多。
从上到下，都开始琢磨着如何赚钱，京师和北直隶各府第一次在年景好的时候也出现了抛荒，很多地主雇佣不到短工和长工做活，很多人干脆开设商铺作坊，让自家的佃户进去做工，开始有人从河南和山东的贫苦地方招募雇农耕种…….
鞭法实行之后，许多要缴纳实物和付出劳力的赋税和徭役都变成了要给出现银，现在一条鞭法虽然被套上害民劳民的名目取消，但该给的银子还是要给，小农甚至是中小地主为了缴纳赋税，都要把自己田里出产的东西卖掉，进城出城要被关卡勒索收钱，买卖过程中还要被商人盘剥，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地主破产，有许多小农失去了土地。
外地出现的这个情况，在北直隶却没有，因为大家取得银子很容易，因为工商兴盛，银钱丰富，种地的人在不断减少，缴纳赋税却没什么耽搁。
结果北直隶和山西周围各省的中小地主以及农户因为一条鞭法破产破家，他们本来很容易成为流民，成为颠覆政权的祸根，可却因为北直隶的工商繁盛，农业人口不足，被吸收了很多，这也是莫名的大明之福。
这个变化是一方面，文武区别也有变化，自太祖朱元璋开国，成祖朱棣北伐之后，大明就谈不上有什么武功，英宗的土木堡之败以及从那时到后面的一系列失败，大明对外一直是采取着守御政策，而且内陆一直还算是太平。
这样的结果就是边军凶险不思进取，内陆太平不思警备，军将豢养家丁为私兵，对待属下其余兵丁如同奴隶。
这样内外皆烂的状态，谁人也不会去当兵吃粮，说出来都是耻辱，更不要提不会有什么好的功名出身，也就是在嘉靖年抗倭的时候略微有些改变。
现如今不同了，在外人看来，王通那显赫地位怎么得来的，还不是靠着一次次显赫的军功打下来的，都说是文贵武贱，可朝廷中那些大佬，在野的那些名望，甚至还有宫里宫外的那些皇亲国戚，平日里叫唤蹦达的欢，等大军过来，刀都还没抽出来，一个个都是老实了。
听说那次大朝会，王通领兵根本就没有杀人，不少言官都吓得尿裤子了，一个屁都没敢放，这等对比，谁还说什么文贵武贱。
又有一桩，如今万岁爷被文官们触犯得罪的太多，所以对武将颇为亲近，当年那虎威武馆出身的一干少年，现在混得最差的也是个守备，将来可都是总兵、副将的前程，他们一干人发达了，还不把文臣们压得死死，现在从军当兵，没准就能赶上这波好处。
而且如今的草原上和海上不同以往，原本以为好像是虎狼一般的鞑子也就是这么回事，现在草原上是汉家骑兵的天下，草原上汉人少，商户们招人都是开高价钱，要是肯去护卫队卖命，那更是有得赚，能赶上个烧杀抢掠的，还会发财。
许多京师勋贵子弟，还没有变成只会yin风弄月，逛窑子玩相公的废物的那等人，都有了去草原上见识见识的心思。
现在各处边镇，京师各家的勋贵豪门，都琢磨着在草原上拓展产业，放牧开垦，也需要大批的人手护卫，缺这等骑马开弓的汉子，而且有传闻，有人将草原上的见闻说给皇帝听，皇帝也夸赞不少，还说能在草原上驰骋的，回来也能领兵打仗，做个国家的栋梁，也有王通说道，凡是在草原上呆过，战斗过的，都可以从军博取功名。
又是冒险刺激，又可以烧杀抢掠，又可以发财，又可以博取功名，这等事是贵家子最喜欢做的，也是京师少年最向往的，或者说生活优裕，充满幻想的年轻人都很向往。
结果是京津一带，从上到下，许多年轻人要从军，要去草原，各家商行招募护卫队的人手倒是容易了很多，特别是三江商行的护卫队，挑选了许多不错的好苗子。
而其这股潮流还带动了三江匠坊铠甲和兵器零售生意的大发展，要去草原，总要弄身过得去的装备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