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4章】 大选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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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落幕
民国第三次正式总统大选波澜不惊，秦时竹高票当选，开始了第二个正式总统任期。虽然这在事先已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这次大选依然还是有很多看点。
看点之一是选举代表人制度的引入。在秦时竹第一个任期时，《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是由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决定的，但总统不对议会负责；经过几年的演变，特别是经历了民初政治风潮之后，政局逐步稳定下来，《总统选举法》经过了一次较大的修改，仿效美国的成例，引入了总统选举代表人制度。但这个制度与美国又有一定区别，主要是以各省（特别行政区）为单位，由选民先选出大选代表，然后再由大选代表选举总统，即采用间接选举法。舆论普遍认为，与直接选举法相比这种间接选举法更适合国情，与第一次参众两院联席选举相比，亦更能贴近民意。据悉，在这次大选完成后，下一次大选将进一步推广代表人制度，由省（特别行政区）进一步分解到各县（市辖区、旗），扩大代表群体，夯实民意基础。这次选举在最后时刻，考虑到只有人民党方面唱独角戏不太和谐，人民党高层延长了报名期限，并且通过孙中山希望国民党方面也推举总统候选人，终于，胡汉民和汪精卫分别成为正副总统候选人，在福建、广东等国民党传统影响范围获得了一定选票，全国总得票率在6%左右。特别是汪精卫，凭借着清末刺杀摄政王的功绩，再加上良好的形象与口才，在各地巡回竞选时很是博得了不少印象分，舆论反倒认为胡汉民朝气不足，太过于老套。
看点之二则是岑春煊当选副总统。虽然岑春煊在清末就是大员，称得上老资格的政治家，辛亥后又在内阁中担任了总长的职位，但挑选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还是让无数观察家跌碎了眼镜。因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正副总统候选人一般都是由单一党派或者联合阵线共同推选的，而人民党作为占国会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提名其他党的成员为候选人。而岑春煊所在的国民参政会一开始是与进步党联合的，后来又在宋教仁改组中加入了国民党，在二次革命的浪潮后又脱离国民党与人民党进行联合，给人的感觉就是反复不定，在议会传统格局中，国民参政会一直是第四大党团，议席始终在5%左右浮动，这次大选出人意料地与人民党合作，大出舆论所料。不过，从舆论的风评来看，对岑春煊个人，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期间的为官都持肯定态度，特别是“官屠”的名声，让很多人都极为钦佩。而事实上，秦时竹之所以提名岑春煊出任副总统，不仅在于对方资历够老，而且在于希望岑春煊专门加强官员监察。官场舞弊是中国历代都无可回避的事实，而在人民党执政基础逐渐稳固之后，人民党系统的官员也除了很多**案件，穿越组痛感加强监控的必要。岑春煊既有声名，又非人民党系统，当然是上佳人选。
看点之三是国会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从1913秦时竹当选正式大总统开始，国会已经历了2次改选，总体而言，人民党的势力在稳步上升，特别是1914年中日战争取胜、随后经济大发展后，人民党议席出现了飞速膨胀。从三分之一弱到三分之二强，基本上占据了68%左右的议席。原本在第一次正式国会中与人民党并驾齐驱的国民党因为接连政策失误以及战争失败，议员纷纷改换门庭，议席一度跌落到不到10%，不过随着进一步改组和政策调整，国民党逐步站稳了阵脚，利用老同盟会的底子开始了恢复重建，在陈其美等激进派势力被清扫后，以汪精卫、廖仲恺、居正为代表的稳健派逐步控制住了局面，胡汉民虽然不属于稳健派，但激进的调子也小了很多。议席恢复到了15%左右。衰落最快的则是进步党，进步党一开始与人民党联手，利用前清立宪派的传统优势，议席不少。但在正式宪法表决一役中，进步党因为坚持地方分权主义而遭到人民党的全面打压，以梁启超为首的统一派又从中分离出来加入了人民党，因此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山车行情。值得一提的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原人民党江浙两省支部的一批头面人物，在张謇先后卸任总理、副总统后终于脱离人民党，加入了进步党。进步党议席虽然只有8%左右，但在江南各省地方政治中还是具有一定地位。国民参政会在1919国会大选中改称国家社会党，以岑春煊、汪大燮为正副党首，成员以前清、北洋中一部分具有政声又有地位的人组成，在西南三省（四川、云南、广西）和北方各省区（京畿、河北、河南、山东）具有一定影响力。说起来，国家社会党与人民党的政治立场比较接近，均同意总统制、中央集权制，但在社会立场上分歧较多，特别是在妇女解放，贫苦阶级社会政治权利、劳工保护等方面，国社党远较人民党来的保守。该党议席一般稳定在5-6%之间，舆论认为如果岑春煊在副总统任期内发挥出色，国社党有希望与进步党角逐第三大党的地位。人民党、国民党、进步党、国社党占据了国会96-97%的议席，也是有资格在国会建立党团的大党，剩下的议席除了共和党、民主党、自由党等小党有1、2名额外，其他就是无党派的独立人士。
与1912、1913时期相比，在1920年代，国会的注意力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国内政治为重点逐步转移到国内经济、社会变革为重点。各党派都认为当前的政治架构是稳定而合理的，再也没有人提三次革命、四次革命的说法了，都是提要“巩固国权、加强民主、造福民生”了。一般而言，在政治立场方面，人民党与国社党接近，国民党与进步党接近；在社会立场方面，人民党与国民党接近，进步党与国社党接近。从政治谱系来说，始终坚持“限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国民党是左派，人民党是中左派，国社党是中右派，而进步党则是右派。
不过，虽然进步党与人民党在很多政治、社会领域不合，但在经济领域，进步党与人民党合作较多，特别是对人民党提出利用国策力量扶持大企业、大财团发展的观点十分赞同，在经济活动中双方合作交往甚多。因此在总统选举时，进步党正副党魁张謇、蒲殿俊（汤寿潜逝世以后，蒲殿俊接任）选择了放弃，不推选本党独立候选人，以免发生冲突。而在总统选举中，进步党成员基本还是投了秦时竹、岑春煊两人的票，因为不管众人与人民党有多少政见不合，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秦时竹为代表的人民党干得不错，甚至于很难干得更好了。
从内阁成员的挑选上也可以看出，人民党虽然一党独大，但并没有垄断全部内阁席位的意图，国民党、进步党、国社党都有头面人物出任阁员，虽然比例很少，也不见得是各党形成一致意见，但对内而言，所有党派都感到正常，用外电评论说——反映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架构。
大选完成后，新一届内阁亦成立，主要成员包括：
国务总理：唐绍仪（人民党）
副总理：葛洪义（人民党）、梁启超（人民党）
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人民党）
财政部 总长：梁士诒（人民党）
次长：熊希龄（人民党）
外交部 总长：陆征祥（无党派）
次长：顾维钧（人民党）
内务部 总长：葛洪义（兼）
次长：陆建章（人民党）
国防部 总长：陆尚荣（人民党）
次长：萨镇冰（人民党）
铨叙部 总长：汪大燮（国社党）
次长：颜惠庆（无党派）
交通部 总长：叶恭绰（人民党）
次长：施肇基（人民党）
民政部 总长：程德全（人民党）
次长：于右任（人民党）
工商部 总长：周学熙（人民党）
次长：禹子谟（人民党）
农林部 总长：陈振先（人民党）
次长：蒲殿俊（进步党 ）
教育部 总长：范源濂（进步党）
次长：蔡元培（国民党）
最高法院院长：许世英（无党派）
最高检察院院长：王宠惠（无党派）
海关总署署长：王正廷（人民党）
审计总署署长：黄炎培（人民党）
中央银行行长：熊希龄（兼）
其中，财政、外交由唐绍仪分管；内务、国防、铨叙、交通由葛洪义分管；民政、工商、农林、教育由梁启超分管。
但恰恰是在经济问题上，唐绍仪与秦时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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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落幕
民国第三次正式总统大选波澜不惊，秦时竹高票当选，开始了第二个正式总统任期。虽然这在事先已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这次大选依然还是有很多看点。
看点之一是选举代表人制度的引入。在秦时竹第一个任期时，《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是由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决定的，但总统不对议会负责；经过几年的演变，特别是经历了民初政治风潮之后，政局逐步稳定下来，《总统选举法》经过了一次较大的修改，仿效美国的成例，引入了总统选举代表人制度。但这个制度与美国又有一定区别，主要是以各省（特别行政区）为单位，由选民先选出大选代表，然后再由大选代表选举总统，即采用间接选举法。舆论普遍认为，与直接选举法相比这种间接选举法更适合国情，与第一次参众两院联席选举相比，亦更能贴近民意。据悉，在这次大选完成后，下一次大选将进一步推广代表人制度，由省（特别行政区）进一步分解到各县（市辖区、旗），扩大代表群体，夯实民意基础。这次选举在最后时刻，考虑到只有人民党方面唱独角戏不太和谐，人民党高层延长了报名期限，并且通过孙中山希望国民党方面也推举总统候选人，终于，胡汉民和汪精卫分别成为正副总统候选人，在福建、广东等国民党传统影响范围获得了一定选票，全国总得票率在6%左右。特别是汪精卫，凭借着清末刺杀摄政王的功绩，再加上良好的形象与口才，在各地巡回竞选时很是博得了不少印象分，舆论反倒认为胡汉民朝气不足，太过于老套。
看点之二则是岑春煊当选副总统。虽然岑春煊在清末就是大员，称得上老资格的政治家，辛亥后又在内阁中担任了总长的职位，但挑选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还是让无数观察家跌碎了眼镜。因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正副总统候选人一般都是由单一党派或者联合阵线共同推选的，而人民党作为占国会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提名其他党的成员为候选人。而岑春煊所在的国民参政会一开始是与进步党联合的，后来又在宋教仁改组中加入了国民党，在二次革命的浪潮后又脱离国民党与人民党进行联合，给人的感觉就是反复不定，在议会传统格局中，国民参政会一直是第四大党团，议席始终在5%左右浮动，这次大选出人意料地与人民党合作，大出舆论所料。不过，从舆论的风评来看，对岑春煊个人，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期间的为官都持肯定态度，特别是“官屠”的名声，让很多人都极为钦佩。而事实上，秦时竹之所以提名岑春煊出任副总统，不仅在于对方资历够老，而且在于希望岑春煊专门加强官员监察。官场舞弊是中国历代都无可回避的事实，而在人民党执政基础逐渐稳固之后，人民党系统的官员也除了很多**案件，穿越组痛感加强监控的必要。岑春煊既有声名，又非人民党系统，当然是上佳人选。
看点之三是国会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从1913秦时竹当选正式大总统开始，国会已经历了2次改选，总体而言，人民党的势力在稳步上升，特别是1914年中日战争取胜、随后经济大发展后，人民党议席出现了飞速膨胀。从三分之一弱到三分之二强，基本上占据了68%左右的议席。原本在第一次正式国会中与人民党并驾齐驱的国民党因为接连政策失误以及战争失败，议员纷纷改换门庭，议席一度跌落到不到10%，不过随着进一步改组和政策调整，国民党逐步站稳了阵脚，利用老同盟会的底子开始了恢复重建，在陈其美等激进派势力被清扫后，以汪精卫、廖仲恺、居正为代表的稳健派逐步控制住了局面，胡汉民虽然不属于稳健派，但激进的调子也小了很多。议席恢复到了15%左右。衰落最快的则是进步党，进步党一开始与人民党联手，利用前清立宪派的传统优势，议席不少。但在正式宪法表决一役中，进步党因为坚持地方分权主义而遭到人民党的全面打压，以梁启超为首的统一派又从中分离出来加入了人民党，因此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山车行情。值得一提的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原人民党江浙两省支部的一批头面人物，在张謇先后卸任总理、副总统后终于脱离人民党，加入了进步党。进步党议席虽然只有8%左右，但在江南各省地方政治中还是具有一定地位。国民参政会在1919国会大选中改称国家社会党，以岑春煊、汪大燮为正副党首，成员以前清、北洋中一部分具有政声又有地位的人组成，在西南三省（四川、云南、广西）和北方各省区（京畿、河北、河南、山东）具有一定影响力。说起来，国家社会党与人民党的政治立场比较接近，均同意总统制、中央集权制，但在社会立场上分歧较多，特别是在妇女解放，贫苦阶级社会政治权利、劳工保护等方面，国社党远较人民党来的保守。该党议席一般稳定在5-6%之间，舆论认为如果岑春煊在副总统任期内发挥出色，国社党有希望与进步党角逐第三大党的地位。人民党、国民党、进步党、国社党占据了国会96-97%的议席，也是有资格在国会建立党团的大党，剩下的议席除了共和党、民主党、自由党等小党有1、2名额外，其他就是无党派的独立人士。
与1912、1913时期相比，在1920年代，国会的注意力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国内政治为重点逐步转移到国内经济、社会变革为重点。各党派都认为当前的政治架构是稳定而合理的，再也没有人提三次革命、四次革命的说法了，都是提要“巩固国权、加强民主、造福民生”了。一般而言，在政治立场方面，人民党与国社党接近，国民党与进步党接近；在社会立场方面，人民党与国民党接近，进步党与国社党接近。从政治谱系来说，始终坚持“限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国民党是左派，人民党是中左派，国社党是中右派，而进步党则是右派。
不过，虽然进步党与人民党在很多政治、社会领域不合，但在经济领域，进步党与人民党合作较多，特别是对人民党提出利用国策力量扶持大企业、大财团发展的观点十分赞同，在经济活动中双方合作交往甚多。因此在总统选举时，进步党正副党魁张謇、蒲殿俊（汤寿潜逝世以后，蒲殿俊接任）选择了放弃，不推选本党独立候选人，以免发生冲突。而在总统选举中，进步党成员基本还是投了秦时竹、岑春煊两人的票，因为不管众人与人民党有多少政见不合，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秦时竹为代表的人民党干得不错，甚至于很难干得更好了。
从内阁成员的挑选上也可以看出，人民党虽然一党独大，但并没有垄断全部内阁席位的意图，国民党、进步党、国社党都有头面人物出任阁员，虽然比例很少，也不见得是各党形成一致意见，但对内而言，所有党派都感到正常，用外电评论说——反映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架构。
大选完成后，新一届内阁亦成立，主要成员包括：
国务总理：唐绍仪（人民党）
副总理：葛洪义（人民党）、梁启超（人民党）
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人民党）
财政部 总长：梁士诒（人民党）
次长：熊希龄（人民党）
外交部 总长：陆征祥（无党派）
次长：顾维钧（人民党）
内务部 总长：葛洪义（兼）
次长：陆建章（人民党）
国防部 总长：陆尚荣（人民党）
次长：萨镇冰（人民党）
铨叙部 总长：汪大燮（国社党）
次长：颜惠庆（无党派）
交通部 总长：叶恭绰（人民党）
次长：施肇基（人民党）
民政部 总长：程德全（人民党）
次长：于右任（人民党）
工商部 总长：周学熙（人民党）
次长：禹子谟（人民党）
农林部 总长：陈振先（人民党）
次长：蒲殿俊（进步党 ）
教育部 总长：范源濂（进步党）
次长：蔡元培（国民党）
最高法院院长：许世英（无党派）
最高检察院院长：王宠惠（无党派）
海关总署署长：王正廷（人民党）
审计总署署长：黄炎培（人民党）
中央银行行长：熊希龄（兼）
其中，财政、外交由唐绍仪分管；内务、国防、铨叙、交通由葛洪义分管；民政、工商、农林、教育由梁启超分管。
但恰恰是在经济问题上，唐绍仪与秦时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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