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1922年美国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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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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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美国波士顿
二二年秋天我去看过培真几次，他总是在书桌前坐着，奋笔疾书，桌旁一摞稿纸隔几天便会厚上几分。他自己的学业似是再也不顾了，连同我说话也只是三言两语。
我虽觉着以自己来看，如此荒废学业总是不妥，可他毕竟早已下此决心。况且他能安生地在美国做些对革命有益的事情，倒也让人放心了许多。
可入冬之后，我的担心又回来了。这次是担心培真的身体。培真原本看上去是比我结实许多，可那个冬天，他却形容日渐憔悴。脸上虽然仍是神采飞扬，可那种红晕却是看着让人有些不安。我劝他自己的身子总是要当心的，可他只是说要赶时间，然后便又俯下身子，继续笔耕不倦。
我见他既然如此专注笔耕，也就没再去找他，直到春分那天，他打来电话，说是想和我聊聊。见了面，我还没顾得上问问寒暖，就被培真一把拉过，坐在了书桌前的木椅上，而他自己则是一跃而直接坐在桌面上。
“友然哥，大好的消息！”他已难克制心中的激荡，声音异然地亢奋。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眼睛。那里虽是神采飞扬，可恐怕也是因为此前多日的劳累而充满血丝。
培真见我有些木纳的样子，噗地笑出了声，说道：“友然哥，你怕是心里就只有未来的嫂子吧。家国大事都不顾了？”
他这么说，自然是点到了我心里的软处，只觉着脸上一阵子难堪。
“咳，咱们不开玩笑了。你看看这两份报纸，”他转过身，取了报纸在我面前唰地铺开，兴奋地接着说道：“这是前几天的波士顿环球报，这张是昨天刚寄过来的纽约时报。是国内的消息。”
我俯身看下去，果然两篇文章都是来自广州的记者，草草地扫过大字标题和段落开端，应该是说原本作乱的粤军已被驱逐出广州，孙文三月一日返穗，任大元帅职。
培真双手撑在桌面上，意味深长地言道：“现在看来，去年的事情，那不过是乌云暂时蔽日，不到一年的功夫就日月重光了。”
“还有，友然哥，你仔细看看这几段，”培真激动的手指在报纸上找寻，不时留下油墨的划痕。“对，就是这段，”他兴奋地用食指点击着那段文字，“他们说新的政府显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他们毫不掩饰对西方强权的敌意和蔑视，他们似乎在寻找新的骄傲以洗刷过往几十年的耻辱，他们似乎在寻找新的声音以向世界呐喊。”
“新的声音以向世界呐喊”，培真重复着那令他显然心潮澎湃的句子，久久不能平静。“友然哥，你说咱们留洋不就是要找那个声音吗？现今这声音就在国内，那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呢？还是怪我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要不然，去年回国，正好能赶上这样大快人心的事。你看，友然哥，今天可是春分，我看这革命的春天也是到了。之前，也就是一小阵子倒春寒，成不了气候，那这之后可就是一天比一天热啦。”
“那你，那你，是决心回去了？我吞吞吐吐地问道，而话一出口才觉出似乎自己的问话早已不合时宜。
“干嘛问得那么噤若寒蝉地？”培真用胳臂肘捅了我一下，接着笑道：“我早就明白你的心意了，劝你也没用。友然哥，你呀，就留在美国，好好地照顾嫂子。在广州的朋友帮我联系好了在大元帅府的工作。”
一边说着，他一边把双腿盘上桌面，然后俯身把书桌一边的抽屉拉开，取出了一张船票放在我面前。
“还有两个星期。”他手里翻转着船票，声音也变得有些低沉。
“我原本是想劝你一起回去革命，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革命就得死人。”
听见这“死”字，我浑身一颤，觉着些许的不安和不祥。
培真想必是看出了我对那“死”字的畏惧，可他的声音仍是平静如常：“哪有革命不死人的。即便是像美国的革命，杰佛逊不也说过：我们不能期望躺在温床上从专制走向自由吗？”
“我没有你那么勇敢，”我喃喃地自责道。
“不能这么说，”培真劝慰我道：“友然哥，你呢，是家里的独子，自然得侍奉父母。嫂子这边呢，眼睛不方便，也需要你照顾，自然不该叫你去碰这危险，对不对？”
“再者，革命也不只是要死人，也还得要活人，对不对，要不然就没人托付了。”
那时我们二人都不过二十出头，真不应该是谈论死亡或是托付的年岁。可培真竟是如此的平静，而这却让我更是不安了。
“友然哥，我这里有一份稿子，是这阵子赶着写出来的。能托付给你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书桌右角上的一摞书稿推到我面前。
“回去在海上颠簸一两个月，再以后就更不可知了。带在身上不放心，所以我想了想，还是存在你那儿更好。”
培真用手轻轻地拂过纤柔的纸面，有些不舍地说道：“写了将近两百天，把心都掏空了。不过还有最后一段没写完。等到走的那天，再送给你。人若是死了，话能留下来，也挺好的，对不对？”
死亡这个词反复地挂在他嘴边，我只觉着屋里的空气压抑难当，又不知道该怎么地把话题岔开，便敷衍了两声先走了。
出了门，我没有去坐电车，想多呼吸一下三月末的清冷空气。顺着保罗街一路向北，十几分钟就到得查尔斯河边，然后再沿着河岸往西北走去。
一路走着，回想培真的话，却是越发觉出他在难过中还有着一种莫名的不舍。他连说了三次“对不对”，听上去是在问我，是在安慰我，可或许也是在对他自己说？或许他自己也在思忖这条路走得是不是对？
此时已是离着剑桥不远，心里想着或许应该回去再劝劝培真，可脚下却没有停步，仍是随着往日的习惯，走上桥面。河水已然开冻，带着早春的清蓝颜色流动不息。那天下午，我已和伊莎白约好了在家里为准备启程去华盛顿的白牧师送行，总是不好负约的。
在此前两周，白牧师接着了华盛顿拍来的电报。美国国务院正要为着落实前一年的华盛顿会议和亚洲未来的和平计划召开会议。几位官员想到基督教的传教士和布道所或许大有可为，因此便请了几位有名望的传教士前往赴会。因为是临近复活节，便有人提出不如在这基督教最神圣的节日里邀请几位牧师为所有与会的人员主持仪式，传经布道。
看了电报，白牧师有些踌躇。他原本已筹划着大家一起过复活节，不仅因为那是他心中最神圣的节日，更是想到我和伊莎白将来成婚，一起回国，便说不准何时能再在一起了。
白牧师和伊莎白商量此事，倒是伊莎白执意劝她父亲不要因为担心我们而放弃了这个机会。毕竟在这神圣的时间里，能为上帝的功业和我们共同热爱的中国做贡献，是最好不过了。听伊莎白这么说，白牧师也释怀了，而我和伊莎白心里想必也都为着这段我们此前从未有过的“独处”时间有些紧张的期待。
到了复活节前的周五，我接着了培真的电话。他听起来少了几分日前的热情，而多了不少疲惫。我问他是否还好，他只是说书完稿在即，几天没睡，怕是累了。他虽是没说，可声音里应该还能听出一点隐约的盼望，或是盼望我能去看他？
那天我已经答应了伊莎白带着两个女孩子去特利蒙街买找彩蛋的衣服。我不愿意变了计划，也就只是敷衍地与培真对答。如此说了不到两分钟，自然说不下去，只得把电话挂上。
下午从特利蒙街回来，心里又开始有些不安，自问这个朋友是不是太不忠诚。如此心中有事，虽不能说是坐立不安，但恐怕与平日相比是多露出了些焦虑的端倪。说话时有些心不在焉，伊莎白也察觉了。她听说培真来过电话，倒是埋怨我为何不早说出来，她一点也不会在意。
第二日午饭前我到培真那里，房间的门没有关严，我推开进去，却是发现他仍在伏案疾书。
“友然哥，你等等我。”培真抱歉地说道。他似是写到了要紧之处，竟没有顾上抬头。
我倒也没介意，便在写字台旁站定，想看看他的文字。谁知培真却猛地用一张白纸盖在了上面，不愿让我看到。隐约间，只看到他似是在原本已誊写干净的文稿上又在删改。他脸上的神情有焦急，甚至还有些不安：“友然哥，求你先别看好吗？我得赶紧把稿子改好。”
看他如此不安，我倒也有些不知所措。左右无事，只得在咖啡桌旁的沙发上坐下，随手翻着摊开的几天前的波士顿环球报，心不在焉地看起来。
约莫有二十分钟，报纸已翻过几遍，加上又是几天前的旧闻，反复地看着实在是索然无味。正想着是不是还是就此别过为好，门上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友然哥，你帮我看看好吗？”培真仍是没有抬头。
门开了，我见是房东太太的侄女。以前在培真这里也是见过的，只是不记着名字了。
“哦，是你啊，李先生。”她见着是我，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现在倒是我因为还是记不起她的名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应该是看了出来，笑着提醒道：“李先生，我是苏菲。”
“婶婶说罗先生过几天就走了，今天中午请他一起午餐。你也一起来吧。”
我还没顾得上答话，倒是培真提高了声音，答道：“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再给我们几分钟时间好不好？”
苏菲点点头，用手指了指门里培真的方向，悄声问我：“他没事吧？”
说实话，我心里也不知该如何答这话，但也只能点头宽慰她。
苏菲又向着屋里培真的方向说道：“罗先生，一会儿见。”她顿了顿，又补上一句：“这里有一封给你的电报。我交给李先生了。”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把手中的电报递给了我。
关上门，我拿着电报，走到培真身后。想着他不愿我看他的书稿，便在离他还有几步的地方停了下来，问道：“培真，电报给你放在哪里？”
“帮我拆开看看吧，说不准有什么急事？”培真还是没有抬头，可他平静的声音里却有一种让我无法拒绝的强力，只能按照他说的那样，打开电报。
电报来自广州，是培真的大哥拍来的，只简单的几句话，一瞥间便看明白了意思。
“怎么不说话？”培真仍是平静地问道。
“是大哥拍来的，”我有些踌躇地说道。
“然后呢？”培真虽是这么问着，可听上去，他自己却不是对电报的内容有多少疑问，倒是更像要“逼”着我把那几句话念出来。
“你大哥说广州情况有变，原先说好的大元帅府的职位暂不需要了，劝你还是先把学业完成，再图机会。”
听到这儿，培真坐直了身子，手中的笔也停了下来，但只是一两秒钟，他便又开始书写。
我心里想着，或许该就此劝他留下，可话到嘴边，还是改了口，问道：“培真，你准备怎样？”
“赶紧把稿子改好，然后去和房东太太、苏菲还有你一起吃午饭。”
说实话，他这一早的态度反复无端，而此时这一句听上去不无玩世不恭地回答，却是捅破驼峰的最后一苇。我强忍着不知是怒气还是怨气，高声喊道：“你知道我不是问这个。你还准备回去？大哥不都说了，再图机会。那你现在还回去干什么？！”
培真仍是没有回答我，而只是高高伸起左臂，食指指向天空，仿佛是位指挥，在引导整个剧院静静地等待。怕是有半分钟，或是一分钟，他就那么静静地指着，而我也沉默地站在他身后，等待着。
“好了”培真兴奋地用手在空中一握，就像是抓住了乐章最后的休止符，然后从座椅上一跃而起：“终于改好了。我去收拾下自己，然后咱们下去吃饭吧。”他这么说着，匆匆地走进卫生间，仿佛刚才的电报对他没有丝毫的撼动，更无视我的存在。
“培真！”我提高声音，想尽力抓住他那如天马行空般跃去的思路，“你到底想怎样？听我一句，现在留下也没什么不好。谁也不会怀疑你的决心。”
“友然哥，你来一下。”培真此时的声音忽地变得凝重。
我走过去，在卫生间的门边站定，正看着他在盥洗盆前准备刮脸。培真在镜中看见我，便转过身，把双臂伸了过来。他衬衫两边的袖口挽起，双腕都露了出来。
“看看这几条疤？”他声音冷峻地说道，“从一九年到现在，国耻一年不雪，我就在这儿划一刀，以血明志。这就是我的决心。有位子也好、没位子也罢。没位子就不能革命啦？”
他转过脸，对着镜子，右手拿起放在盆边的剃刀，问道，“友然哥，你是不是好怕死的。”
这话一时问得我不知所措，脸腾地一下变得灼热。他看我没答，微微一笑，接着问道：“是怕扔下李老伯，还是怕扔下伊莎白？”
他向我瞥了一眼，见我仍是红着脸，答不出来，便又追问了一句：“要不就是怕疼？”
此时他手中的剃刀停在了颊下：“你看，我要是在这儿使点劲，也没多疼。”他这么说着，刀片下竟是渗出了殷红的血迹。
我心里怕他伤了自己，可不知什么压在心里和身上，非但没法过去帮忙，连声音竟然也都发不出来了。
“跟你开个玩笑，”他轻松地说道，“你看，该着我挨罚，真的弄破了。”
培真忙着用纸吸了血迹，解嘲地说道：“还好，没把衬衫给染了，要不就不是你一个人给吓到了。”
原本说是和他共进午餐，可此时我却不愿再留下，只想着快快离开。与房东太太和苏菲道了谦，就出了来。正巧看着一列绿线的电车缓缓入站，便跑过去上了车。如果说几天前，离开培真那里时还在犹豫是否回去劝他，可此时我却是等不及回家，只盼着快快地回到伊莎白身边。
伊莎白原本料想我一定会和培真吃午饭的，见我此时回来便问我是不是出了事情。在车上，我已想好，不再提起培真，就推说他忙着收拾行装，顾不上午饭了。伊莎白本就心细，而我们一起相处了近四年，想来她也是听出了些异样，只是不便再追问。
我尽力地忘去早上的事情，和她一起帮着两个小姑娘试起第二天的打扮。白莎和白伊怕是也觉出这次复活节的不同，都是格外地乖，试好了衣服便争着帮伊莎白和管家太太准备第二天的复活节餐。
那年春天的气候格外多变，复活节前的几天来了寒流，彷佛又回到了冬日的严寒，夜里温度居然只在华氏个位数
。天气虽然异常寒冷，可我带着两个女孩子倒是玩得特别地开心。
下午，两个女孩子睡下后，我依然有些意犹未尽，便和伊莎白一起翻出了冬日的皮袍毛帽，裹得严严实实地到了河边散步。那时河水虽因着陡然的降温而又结上了薄薄的冰层，可我想我们两个的心里都是春意融融，格外的温暖。
第二天，我本来是有课的，便早早起了。正准备坐下吃早饭，却见管家太太焦急地跑过来，说是刚一天亮，便有位叫苏菲的小姐来过电话。
一听这名字，我觉着心好似偷停了一下。自己只认识一个苏菲，那就是培真房东太太的侄女。我顾不上细想为何她这个时间打来电话，直接按照留下的号码拨了回去。
“李先生，我怕是出事了，”苏菲的声音听起来焦急而恐惧，话也有些夹杂不清。
“罗先生……罗先生……星期六他吃过午饭，就出去了，直到现在也没回来。”
“他会不会是已经上船回去了？”我尽量地安慰着苏菲，怕是也是在安慰着自己。
“不会的，”苏菲的声音变得更加地无奈。“婶婶今天早上打开他的房间，看见他的东西都在。他在桌上留了一个信封，是给你的，还留了你的电话。所以我才打过来。”
苏菲因为听不到我再说什么，声音中已夹着抽泣，“李先生，你能来吗，马上来。婶婶说她很害怕，怕罗先生出了什么事情，可怕的事情。”
至此，我再也无法躲避，只得答应她马上过去。伊莎白怕是因为前一天有些劳累也还未起身。我告诉管家太太有急事，便出了门。
在百年不遇的寒春之中，不多时手脚便已冻得觉不出了痛痒，步履也变得滞怠，只是凭着些机械的惯性，走到车站、上车、下车、换车、再下车。此时心中什么也不敢想，只是默默地念着圣经中的章节不敢停下一刻。
到了公寓门前，刚刚伸出手准备敲门，门便开了，苏菲满面泪痕站在门内。我猜她自从挂了电话便一直是这样，在门厅里守着，盼我到来。此时见了我，她更是难以自已，泪水又涌了出来。
“李先生，我好害怕，”她声音颤抖，双手捂住自己的脸颊。
房东太太倒还镇静，带着我上楼，进了培真的房间。想想两天之前，我还站在这里看着他，此时房间所有的物件都还在原处，可却是多了一层骇人的沉寂。
苏菲说的那封信便静静地等在培真的书案上。信封上用英文写着我的名字。
“我要不要给警察打电话？”房东太太忧虑地问道。
不知为何，我此时心跳得很缓，脑子似乎也变得极空明。我转过身，握了握她的手说道：“或许没什么的。我这个朋友有时也会这样。让我先看看他的信，好吗？”
我在案前坐下，从笔筒中找出开信的小刀，裁开了封口。那信也不长，用钢笔写就，字迹端庄，看不出丝毫的不安或是绝望，甚至比他平日的字迹更显平静。
“友然哥，
就此别过了。今天你能来，我已很感谢你这份友情，只是不能和你正式道别，望谅。
我已决心毁灭自己。十八年前，革命先贤，新化陈天华先生，在东瀛蹈海自尽，以励国人革命。四年前，眼见中国即亡，北大的周瑞琦、林德扬、山东的刘运增、旅日的汪世衡、武昌的李鸿儒，十几位青年举身赴水，以死殉国。而我今天是不愿再看到国家被黑暗吞噬，也是为了真的自由。因此上说，这既是毁灭，却也是重生。
呜呼，民国十二年，陈先生殉国十八年，众学长殉国四年，至此民智非但未开，而国家更陷危难。辛亥前，革命先贤尚寄救国图存希望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而今煌煌誓言犹在，却无一理想得以实现，纵使那希望也灰飞烟灭。
五四时我们的旗手与领袖，如罗、傅二兄，此时在灵魂上早已被招安，昔日之革命精神荡然无存。再旁的人，就更不必说。你也看到，即便是在革命的元帅府，为革命而杀身取义，竟也需要打通关节，为自由而战竟说不得半点谏言！我此时心已被掏空，再苟活着，也只能是给自己套上枷锁的行尸走肉，也只能被黑暗吞噬，甚至也变得虚伪与麻木。那些都是我所不愿的。
友然哥，咱们相识有年，我知道你是极善良的人。我本不愿让你伤心，可正因为你善良，有些事才希望托付于你。我文辞鄙陋，留下的书稿，自然比不上《猛回头》、《警世钟》，可毕竟是泣血之言，托你代存。家里，本也想写几个字，可怕牵挂太多，只能作罢。只是培云那里，你若是今后能帮上她些，我先谢过了。
今天我和你说，其实死也没有那么地疼，也没有那么地可怕，只要在一念之间坚持住，便去了，便永得自由。可你活着，带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牵挂，却是要更大的勇气了。不过，我深信你的善良会给你勇气。
弟培真绝笔”
那信我只看了一次，却是字字刺心，再难忘却。那或是我年轻时第一次面对的痛苦抉择，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办，只想着逃出去，只想着忘掉这事。我把信收好，下了楼，对着房东太太和苏菲说了谎：“他应该不要紧的，我得先走了。”
房东太太也是心善的人，听了我这不太可信的安慰却也是信了。可苏菲满面狐疑地看着我，摇摇头，说道：“不会的，罗先生不会这样。他不会什么都不说就走了。”
我自难辩驳，也不愿再多留，更不明白自己为何说了这该死的，无法圆的谎言，只径自走了。出门的时候还能听到苏菲悲伤的声音。
回到“榆园”，伊莎白已经起身，一个人坐在客厅的壁炉边。我想她或许有些预感，应该是在等我回来。她听见我的脚步声，便侧过脸，寻找着我的方向。颤动的火焰在她略微苍白的面庞上映出微微的红晕。一起四年了，我却是第一次宁可逃避她天使般的目光。
她没听见我的声音，眉宇间闪过一丝担忧和困惑。她撑着身边的沙发扶手，站起身，把自己的双手伸出，寻着我的方向：“乔治，是你吗？怎么不说话，出了什么事吗？”
我到她身边站定，握住她的手。她一定是觉出了我手上的寒气，甚至是我心中的不安，便拉着我坐下，关切地问道：“亲爱的，你怎么了？不会是病了吧？”
虽然明知她看不到，可我此时无论怎样也说不出话来，只是神经质般地摇着头，想是要尽力地否认什么。可能是从我双手的颤动中觉出了我此时的心境，她伸出右手，摸索着我的面庞，一阵热流从她的指尖隐隐传来。我闭上眼睛，只觉着她的身子此时和火焰融为一体，是我最渴望的温暖。
“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呢？”在黑暗中，她温柔的声音让我更觉着无地自容，只觉着力量从身体中散去，黑暗也似是变为永久。我再也撑不住自己，颓然地倒在伊莎白的怀中。
她自然也是一惊，忙着低下头，用双手捧起我的头。她还未来得及再追问，我却已无法自抑。那是前所未有的伤心，泪水、哭泣、浑身的颤抖。这样哭着，我便觉着身子一阵冷似一阵，也就更加渴望身边的温暖。我转过身，把头埋在伊莎白的肘间，双臂紧紧地把她抱住。
这虽来得突然，可伊莎白并没有把我推开。她用双手缓缓地抚摩我的肩背，然后俯下身，在我耳边轻声地安慰着我。那是一种不带着任何成见或是判定的安慰，只是因为她心中的信仰召唤她这样去做。
我吻她的手，她的腕，她的肩头，她的双颊，她的双唇。每一个吻都带着她身体的热度传入我心间。伊莎白没有拒绝，她让我吻她。她的双唇也微微开启，轻轻地与我的碰在一起。我能觉出她身子变得更热，而为了那份温暖，我不愿放开，只是把她抱得更紧。
因为抱得紧了，便能觉出伊莎白怦怦的心跳和渐急的呼吸。我心中稍一迟疑，伊莎白便用双手将我的头捧开，指尖在我的眉间和发际缓缓滑过。
“亲爱的朋友，为什么不说话呢？”伊莎白边温柔地问着，边爱怜地抚摸我的头发。
见我还是没有说话，她的声音里也多了一分焦虑：“我看不到你，也不知你到底是怎么了—说句话嘛！”
“我心里好乱，”我喃喃地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伊莎白努力地让自己的声音平静。
“人为什么要死呢？”我问她，却也是在自问。
这问题本不会有答案的，若不是因为早上的事情，我断不会这样去问她。可那天，我却是沿着这些凌乱无章的思绪继续地问了下去：“既然上帝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人，为什么不让人也能永生？”
“亲爱的，我们都是罪人，而罪的代价是死亡。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未食禁果之前，他们是可以永生的。可是‘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因为罪，死接踵而来，降临众生，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
”
或许是怕我曲解了圣经的真谛，她又接着解释道：“虽然我们都是罪人，都会死，可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跟主基督耶稣合而为一，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便是创世主对他的创造的爱。”
半迷半幻之中，我又问道：“那为什么有些人活得长，有些人活得短？”
伊莎白并没有因为我这些疑问而不悦，仍是耐心地说道：“《传道书》上不是说，万物都有定时，凡事必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有些人活得长，有些人活得短，有的人看得到，有的人看不到。我们或是一时不明白，可这些都会帮着我们认识神的设计。”
那天，我们便是那样依偎在一起，肌肤相依、灵魂相伴。伊莎白虔诚圣洁的声音让我不至彻底迷失于心灵的暗夜。可即便是天使的声音仍是不能让我的心全然平静。伊莎白定是觉出了我的不适，柔声问道：“你心跳得好快。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我没答她的话，只是握住她的手不肯放开。她一段段地背诵《传道书》和《诗篇》，直到天光变暗。
伊莎白见我仍是不好，又担心离开一刻我的情形会更糟，便让管家太太给华盛顿挂了电话。白牧师上了当晚的夜车，第二天的下午回到了家。
他送我去了校医院。医生们反复地检查，却也看不出什么，只是说我的心跳极快，而且不稳，虽说不上有即刻的性命之忧，但如此下去，心脏也会受损，必须留院观察。
伊莎白原本说要来看我，可她前一晚上彻夜未眠，白牧师怕她太过劳累，便自己留了下来。或许白牧师看出了些端倪，我这心病对伊莎白难以启齿。医生和护士走后，我本想着他会问起我此事的来龙去脉，可他却只和我讲些华盛顿的见闻与会上热议的话题。此时我的心自然不在那些深刻的讨论之上，更难去想救中国和救人心间的窄路。
我没再多犹豫，把培真的信交到白牧师手中，心跳也终于慢了下来。他看过信，在我床边坐下，握住我的手，和蔼地问道：“孩子，我能替你做什么？”
“我想忏悔，牧师，我想忏悔我的罪。”
他沉吟了片刻，轻声说道：“孩子，我们都是罪人。你或许犯了错误，但你的错误并非不可更改。”
“那培真呢？”我有些紧张地问道，“培真的罪？”
白牧师握紧了我的手，缓缓地说道：“和我一起祈祷好吗？我们祈祷培真没有犯下不可恕改的罪。”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身子总算痊愈。直到出院，医生们也讲不出病因到底为何。在我自己看来，这就是心病吧。病因在心里，而病症也在心里。
回到“榆园”，看见了培真大哥发来的电报。想来是白牧师设法通知了罗家。事已至此，再怕也是没用，打开电报，只是只言片语，托我们继续寻找培真的下落。
有那么一段，我注意着每天的环球报，怕是在哪一段里看见可怕的发现。不过一直什么也没看到，虽也有在河边或是海岸发现的自杀者的遗体，但没有一起提到是中国人。自此我心里便祈愿或许他最终没有走完那条路，只是在不知何地隐居起来，或是最终还是去了广州，也未可知。
此后伊莎白没再提起过那天，既没有问起我事情的起因，也没有责怪我的失态。这沉默起初自然让我松了口气，免掉了一应尴尬和不安。
时间久了，却也变成了些新的不便。和伊莎白坐在一起，不经意间，那天与她依偎和亲吻的瞬间便涌入心头，一旦想起来，自然会变得手足无措、心神不宁。
一次两次便也罢了，次数多了，我想伊莎白也明白了。只是她善良的心不忍让我难堪，就沉默着，等着我的心潮静下来。如此，我倒真的担起心来，生怕我们之间就此成了隔阂。
以往的事情是再难提起，我便把希望放在未来。或许培真的以死殉国终于让我下了决心。我心里做好了打算，一毕业，便和白牧师正式地提出受洗的要求，然后向伊莎白求婚。
期末考试之前，我给家里拍了电报，说是因为要准备申请研究生，暑假便不回去探亲了。原本心中颇是忐忑，怕惹着父亲生气或是起疑，可没几天，便收着回电，让我以学业为重，家事不必挂心。拿着电报，心里自然一下子畅快了不知多少，也顾不上再责怪自己有蒙骗家严之嫌。
期末考试过了，只等着毕业典礼，我便向白牧师提出了受洗。他没有马上答应，倒也没有劝我再等，只问我是否和父亲讲明了。我没有正面答他，只是说自己长大了，也想好了。
我猜想白牧师是明白的，只是我的话不错。即便是家里不同意，他也是不能拒绝我的。可从另一节上来讲，他有些犹豫却不仅是因为对我父亲的情分。我想他是希望我发自真心，而不只是为了能娶伊莎白。
“你以前看过我给信徒洗礼，对不对？”白牧师问道，“你怎么想：洗礼是怎样的仪式？”
“是很神圣的仪式，”我郑重地答道。
“我不是问这个，”他和蔼地纠正道，“你觉着他们受洗之后怎么样，有什么变化？”
“这我倒看不大出来。我是说他们好似都很激动、很快乐，除此倒也没什么不同。不过，我想洗礼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吗，变化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灵魂。”
“这些年，你对基督教的教义已了解很深，所以我无需再为你准备。可是，在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你的救世主之前，你必须忏悔过往所有的罪过。这听起来容易，可真心地去做却不是那么容易。你知道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以往的一切，包括以往你的信仰，都会从此终结。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那时我心里确实诧异。这么多年的相处，他为什么在这最后一刻却仍是怀疑我的虔诚。我本想着马上表白，可转念一想，这不是只靠说的，必定要有些作为。这么想了，我便让白牧师给我一个星期，我会给他个满意的答案。
其实说到那里，我便已想好了自己的计划。终结以往的自己其实既是心里的事，也是实际的事。我需要个象征，就像洗礼象征新生活的开始，我同样需要给旧生活一个像样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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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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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美国波士顿
二二年秋天我去看过培真几次，他总是在书桌前坐着，奋笔疾书，桌旁一摞稿纸隔几天便会厚上几分。他自己的学业似是再也不顾了，连同我说话也只是三言两语。
我虽觉着以自己来看，如此荒废学业总是不妥，可他毕竟早已下此决心。况且他能安生地在美国做些对革命有益的事情，倒也让人放心了许多。
可入冬之后，我的担心又回来了。这次是担心培真的身体。培真原本看上去是比我结实许多，可那个冬天，他却形容日渐憔悴。脸上虽然仍是神采飞扬，可那种红晕却是看着让人有些不安。我劝他自己的身子总是要当心的，可他只是说要赶时间，然后便又俯下身子，继续笔耕不倦。
我见他既然如此专注笔耕，也就没再去找他，直到春分那天，他打来电话，说是想和我聊聊。见了面，我还没顾得上问问寒暖，就被培真一把拉过，坐在了书桌前的木椅上，而他自己则是一跃而直接坐在桌面上。
“友然哥，大好的消息！”他已难克制心中的激荡，声音异然地亢奋。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眼睛。那里虽是神采飞扬，可恐怕也是因为此前多日的劳累而充满血丝。
培真见我有些木纳的样子，噗地笑出了声，说道：“友然哥，你怕是心里就只有未来的嫂子吧。家国大事都不顾了？”
他这么说，自然是点到了我心里的软处，只觉着脸上一阵子难堪。
“咳，咱们不开玩笑了。你看看这两份报纸，”他转过身，取了报纸在我面前唰地铺开，兴奋地接着说道：“这是前几天的波士顿环球报，这张是昨天刚寄过来的纽约时报。是国内的消息。”
我俯身看下去，果然两篇文章都是来自广州的记者，草草地扫过大字标题和段落开端，应该是说原本作乱的粤军已被驱逐出广州，孙文三月一日返穗，任大元帅职。
培真双手撑在桌面上，意味深长地言道：“现在看来，去年的事情，那不过是乌云暂时蔽日，不到一年的功夫就日月重光了。”
“还有，友然哥，你仔细看看这几段，”培真激动的手指在报纸上找寻，不时留下油墨的划痕。“对，就是这段，”他兴奋地用食指点击着那段文字，“他们说新的政府显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他们毫不掩饰对西方强权的敌意和蔑视，他们似乎在寻找新的骄傲以洗刷过往几十年的耻辱，他们似乎在寻找新的声音以向世界呐喊。”
“新的声音以向世界呐喊”，培真重复着那令他显然心潮澎湃的句子，久久不能平静。“友然哥，你说咱们留洋不就是要找那个声音吗？现今这声音就在国内，那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呢？还是怪我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要不然，去年回国，正好能赶上这样大快人心的事。你看，友然哥，今天可是春分，我看这革命的春天也是到了。之前，也就是一小阵子倒春寒，成不了气候，那这之后可就是一天比一天热啦。”
“那你，那你，是决心回去了？我吞吞吐吐地问道，而话一出口才觉出似乎自己的问话早已不合时宜。
“干嘛问得那么噤若寒蝉地？”培真用胳臂肘捅了我一下，接着笑道：“我早就明白你的心意了，劝你也没用。友然哥，你呀，就留在美国，好好地照顾嫂子。在广州的朋友帮我联系好了在大元帅府的工作。”
一边说着，他一边把双腿盘上桌面，然后俯身把书桌一边的抽屉拉开，取出了一张船票放在我面前。
“还有两个星期。”他手里翻转着船票，声音也变得有些低沉。
“我原本是想劝你一起回去革命，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革命就得死人。”
听见这“死”字，我浑身一颤，觉着些许的不安和不祥。
培真想必是看出了我对那“死”字的畏惧，可他的声音仍是平静如常：“哪有革命不死人的。即便是像美国的革命，杰佛逊不也说过：我们不能期望躺在温床上从专制走向自由吗？”
“我没有你那么勇敢，”我喃喃地自责道。
“不能这么说，”培真劝慰我道：“友然哥，你呢，是家里的独子，自然得侍奉父母。嫂子这边呢，眼睛不方便，也需要你照顾，自然不该叫你去碰这危险，对不对？”
“再者，革命也不只是要死人，也还得要活人，对不对，要不然就没人托付了。”
那时我们二人都不过二十出头，真不应该是谈论死亡或是托付的年岁。可培真竟是如此的平静，而这却让我更是不安了。
“友然哥，我这里有一份稿子，是这阵子赶着写出来的。能托付给你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书桌右角上的一摞书稿推到我面前。
“回去在海上颠簸一两个月，再以后就更不可知了。带在身上不放心，所以我想了想，还是存在你那儿更好。”
培真用手轻轻地拂过纤柔的纸面，有些不舍地说道：“写了将近两百天，把心都掏空了。不过还有最后一段没写完。等到走的那天，再送给你。人若是死了，话能留下来，也挺好的，对不对？”
死亡这个词反复地挂在他嘴边，我只觉着屋里的空气压抑难当，又不知道该怎么地把话题岔开，便敷衍了两声先走了。
出了门，我没有去坐电车，想多呼吸一下三月末的清冷空气。顺着保罗街一路向北，十几分钟就到得查尔斯河边，然后再沿着河岸往西北走去。
一路走着，回想培真的话，却是越发觉出他在难过中还有着一种莫名的不舍。他连说了三次“对不对”，听上去是在问我，是在安慰我，可或许也是在对他自己说？或许他自己也在思忖这条路走得是不是对？
此时已是离着剑桥不远，心里想着或许应该回去再劝劝培真，可脚下却没有停步，仍是随着往日的习惯，走上桥面。河水已然开冻，带着早春的清蓝颜色流动不息。那天下午，我已和伊莎白约好了在家里为准备启程去华盛顿的白牧师送行，总是不好负约的。
在此前两周，白牧师接着了华盛顿拍来的电报。美国国务院正要为着落实前一年的华盛顿会议和亚洲未来的和平计划召开会议。几位官员想到基督教的传教士和布道所或许大有可为，因此便请了几位有名望的传教士前往赴会。因为是临近复活节，便有人提出不如在这基督教最神圣的节日里邀请几位牧师为所有与会的人员主持仪式，传经布道。
看了电报，白牧师有些踌躇。他原本已筹划着大家一起过复活节，不仅因为那是他心中最神圣的节日，更是想到我和伊莎白将来成婚，一起回国，便说不准何时能再在一起了。
白牧师和伊莎白商量此事，倒是伊莎白执意劝她父亲不要因为担心我们而放弃了这个机会。毕竟在这神圣的时间里，能为上帝的功业和我们共同热爱的中国做贡献，是最好不过了。听伊莎白这么说，白牧师也释怀了，而我和伊莎白心里想必也都为着这段我们此前从未有过的“独处”时间有些紧张的期待。
到了复活节前的周五，我接着了培真的电话。他听起来少了几分日前的热情，而多了不少疲惫。我问他是否还好，他只是说书完稿在即，几天没睡，怕是累了。他虽是没说，可声音里应该还能听出一点隐约的盼望，或是盼望我能去看他？
那天我已经答应了伊莎白带着两个女孩子去特利蒙街买找彩蛋的衣服。我不愿意变了计划，也就只是敷衍地与培真对答。如此说了不到两分钟，自然说不下去，只得把电话挂上。
下午从特利蒙街回来，心里又开始有些不安，自问这个朋友是不是太不忠诚。如此心中有事，虽不能说是坐立不安，但恐怕与平日相比是多露出了些焦虑的端倪。说话时有些心不在焉，伊莎白也察觉了。她听说培真来过电话，倒是埋怨我为何不早说出来，她一点也不会在意。
第二日午饭前我到培真那里，房间的门没有关严，我推开进去，却是发现他仍在伏案疾书。
“友然哥，你等等我。”培真抱歉地说道。他似是写到了要紧之处，竟没有顾上抬头。
我倒也没介意，便在写字台旁站定，想看看他的文字。谁知培真却猛地用一张白纸盖在了上面，不愿让我看到。隐约间，只看到他似是在原本已誊写干净的文稿上又在删改。他脸上的神情有焦急，甚至还有些不安：“友然哥，求你先别看好吗？我得赶紧把稿子改好。”
看他如此不安，我倒也有些不知所措。左右无事，只得在咖啡桌旁的沙发上坐下，随手翻着摊开的几天前的波士顿环球报，心不在焉地看起来。
约莫有二十分钟，报纸已翻过几遍，加上又是几天前的旧闻，反复地看着实在是索然无味。正想着是不是还是就此别过为好，门上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友然哥，你帮我看看好吗？”培真仍是没有抬头。
门开了，我见是房东太太的侄女。以前在培真这里也是见过的，只是不记着名字了。
“哦，是你啊，李先生。”她见着是我，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现在倒是我因为还是记不起她的名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应该是看了出来，笑着提醒道：“李先生，我是苏菲。”
“婶婶说罗先生过几天就走了，今天中午请他一起午餐。你也一起来吧。”
我还没顾得上答话，倒是培真提高了声音，答道：“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再给我们几分钟时间好不好？”
苏菲点点头，用手指了指门里培真的方向，悄声问我：“他没事吧？”
说实话，我心里也不知该如何答这话，但也只能点头宽慰她。
苏菲又向着屋里培真的方向说道：“罗先生，一会儿见。”她顿了顿，又补上一句：“这里有一封给你的电报。我交给李先生了。”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把手中的电报递给了我。
关上门，我拿着电报，走到培真身后。想着他不愿我看他的书稿，便在离他还有几步的地方停了下来，问道：“培真，电报给你放在哪里？”
“帮我拆开看看吧，说不准有什么急事？”培真还是没有抬头，可他平静的声音里却有一种让我无法拒绝的强力，只能按照他说的那样，打开电报。
电报来自广州，是培真的大哥拍来的，只简单的几句话，一瞥间便看明白了意思。
“怎么不说话？”培真仍是平静地问道。
“是大哥拍来的，”我有些踌躇地说道。
“然后呢？”培真虽是这么问着，可听上去，他自己却不是对电报的内容有多少疑问，倒是更像要“逼”着我把那几句话念出来。
“你大哥说广州情况有变，原先说好的大元帅府的职位暂不需要了，劝你还是先把学业完成，再图机会。”
听到这儿，培真坐直了身子，手中的笔也停了下来，但只是一两秒钟，他便又开始书写。
我心里想着，或许该就此劝他留下，可话到嘴边，还是改了口，问道：“培真，你准备怎样？”
“赶紧把稿子改好，然后去和房东太太、苏菲还有你一起吃午饭。”
说实话，他这一早的态度反复无端，而此时这一句听上去不无玩世不恭地回答，却是捅破驼峰的最后一苇。我强忍着不知是怒气还是怨气，高声喊道：“你知道我不是问这个。你还准备回去？大哥不都说了，再图机会。那你现在还回去干什么？！”
培真仍是没有回答我，而只是高高伸起左臂，食指指向天空，仿佛是位指挥，在引导整个剧院静静地等待。怕是有半分钟，或是一分钟，他就那么静静地指着，而我也沉默地站在他身后，等待着。
“好了”培真兴奋地用手在空中一握，就像是抓住了乐章最后的休止符，然后从座椅上一跃而起：“终于改好了。我去收拾下自己，然后咱们下去吃饭吧。”他这么说着，匆匆地走进卫生间，仿佛刚才的电报对他没有丝毫的撼动，更无视我的存在。
“培真！”我提高声音，想尽力抓住他那如天马行空般跃去的思路，“你到底想怎样？听我一句，现在留下也没什么不好。谁也不会怀疑你的决心。”
“友然哥，你来一下。”培真此时的声音忽地变得凝重。
我走过去，在卫生间的门边站定，正看着他在盥洗盆前准备刮脸。培真在镜中看见我，便转过身，把双臂伸了过来。他衬衫两边的袖口挽起，双腕都露了出来。
“看看这几条疤？”他声音冷峻地说道，“从一九年到现在，国耻一年不雪，我就在这儿划一刀，以血明志。这就是我的决心。有位子也好、没位子也罢。没位子就不能革命啦？”
他转过脸，对着镜子，右手拿起放在盆边的剃刀，问道，“友然哥，你是不是好怕死的。”
这话一时问得我不知所措，脸腾地一下变得灼热。他看我没答，微微一笑，接着问道：“是怕扔下李老伯，还是怕扔下伊莎白？”
他向我瞥了一眼，见我仍是红着脸，答不出来，便又追问了一句：“要不就是怕疼？”
此时他手中的剃刀停在了颊下：“你看，我要是在这儿使点劲，也没多疼。”他这么说着，刀片下竟是渗出了殷红的血迹。
我心里怕他伤了自己，可不知什么压在心里和身上，非但没法过去帮忙，连声音竟然也都发不出来了。
“跟你开个玩笑，”他轻松地说道，“你看，该着我挨罚，真的弄破了。”
培真忙着用纸吸了血迹，解嘲地说道：“还好，没把衬衫给染了，要不就不是你一个人给吓到了。”
原本说是和他共进午餐，可此时我却不愿再留下，只想着快快离开。与房东太太和苏菲道了谦，就出了来。正巧看着一列绿线的电车缓缓入站，便跑过去上了车。如果说几天前，离开培真那里时还在犹豫是否回去劝他，可此时我却是等不及回家，只盼着快快地回到伊莎白身边。
伊莎白原本料想我一定会和培真吃午饭的，见我此时回来便问我是不是出了事情。在车上，我已想好，不再提起培真，就推说他忙着收拾行装，顾不上午饭了。伊莎白本就心细，而我们一起相处了近四年，想来她也是听出了些异样，只是不便再追问。
我尽力地忘去早上的事情，和她一起帮着两个小姑娘试起第二天的打扮。白莎和白伊怕是也觉出这次复活节的不同，都是格外地乖，试好了衣服便争着帮伊莎白和管家太太准备第二天的复活节餐。
那年春天的气候格外多变，复活节前的几天来了寒流，彷佛又回到了冬日的严寒，夜里温度居然只在华氏个位数
。天气虽然异常寒冷，可我带着两个女孩子倒是玩得特别地开心。
下午，两个女孩子睡下后，我依然有些意犹未尽，便和伊莎白一起翻出了冬日的皮袍毛帽，裹得严严实实地到了河边散步。那时河水虽因着陡然的降温而又结上了薄薄的冰层，可我想我们两个的心里都是春意融融，格外的温暖。
第二天，我本来是有课的，便早早起了。正准备坐下吃早饭，却见管家太太焦急地跑过来，说是刚一天亮，便有位叫苏菲的小姐来过电话。
一听这名字，我觉着心好似偷停了一下。自己只认识一个苏菲，那就是培真房东太太的侄女。我顾不上细想为何她这个时间打来电话，直接按照留下的号码拨了回去。
“李先生，我怕是出事了，”苏菲的声音听起来焦急而恐惧，话也有些夹杂不清。
“罗先生……罗先生……星期六他吃过午饭，就出去了，直到现在也没回来。”
“他会不会是已经上船回去了？”我尽量地安慰着苏菲，怕是也是在安慰着自己。
“不会的，”苏菲的声音变得更加地无奈。“婶婶今天早上打开他的房间，看见他的东西都在。他在桌上留了一个信封，是给你的，还留了你的电话。所以我才打过来。”
苏菲因为听不到我再说什么，声音中已夹着抽泣，“李先生，你能来吗，马上来。婶婶说她很害怕，怕罗先生出了什么事情，可怕的事情。”
至此，我再也无法躲避，只得答应她马上过去。伊莎白怕是因为前一天有些劳累也还未起身。我告诉管家太太有急事，便出了门。
在百年不遇的寒春之中，不多时手脚便已冻得觉不出了痛痒，步履也变得滞怠，只是凭着些机械的惯性，走到车站、上车、下车、换车、再下车。此时心中什么也不敢想，只是默默地念着圣经中的章节不敢停下一刻。
到了公寓门前，刚刚伸出手准备敲门，门便开了，苏菲满面泪痕站在门内。我猜她自从挂了电话便一直是这样，在门厅里守着，盼我到来。此时见了我，她更是难以自已，泪水又涌了出来。
“李先生，我好害怕，”她声音颤抖，双手捂住自己的脸颊。
房东太太倒还镇静，带着我上楼，进了培真的房间。想想两天之前，我还站在这里看着他，此时房间所有的物件都还在原处，可却是多了一层骇人的沉寂。
苏菲说的那封信便静静地等在培真的书案上。信封上用英文写着我的名字。
“我要不要给警察打电话？”房东太太忧虑地问道。
不知为何，我此时心跳得很缓，脑子似乎也变得极空明。我转过身，握了握她的手说道：“或许没什么的。我这个朋友有时也会这样。让我先看看他的信，好吗？”
我在案前坐下，从笔筒中找出开信的小刀，裁开了封口。那信也不长，用钢笔写就，字迹端庄，看不出丝毫的不安或是绝望，甚至比他平日的字迹更显平静。
“友然哥，
就此别过了。今天你能来，我已很感谢你这份友情，只是不能和你正式道别，望谅。
我已决心毁灭自己。十八年前，革命先贤，新化陈天华先生，在东瀛蹈海自尽，以励国人革命。四年前，眼见中国即亡，北大的周瑞琦、林德扬、山东的刘运增、旅日的汪世衡、武昌的李鸿儒，十几位青年举身赴水，以死殉国。而我今天是不愿再看到国家被黑暗吞噬，也是为了真的自由。因此上说，这既是毁灭，却也是重生。
呜呼，民国十二年，陈先生殉国十八年，众学长殉国四年，至此民智非但未开，而国家更陷危难。辛亥前，革命先贤尚寄救国图存希望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而今煌煌誓言犹在，却无一理想得以实现，纵使那希望也灰飞烟灭。
五四时我们的旗手与领袖，如罗、傅二兄，此时在灵魂上早已被招安，昔日之革命精神荡然无存。再旁的人，就更不必说。你也看到，即便是在革命的元帅府，为革命而杀身取义，竟也需要打通关节，为自由而战竟说不得半点谏言！我此时心已被掏空，再苟活着，也只能是给自己套上枷锁的行尸走肉，也只能被黑暗吞噬，甚至也变得虚伪与麻木。那些都是我所不愿的。
友然哥，咱们相识有年，我知道你是极善良的人。我本不愿让你伤心，可正因为你善良，有些事才希望托付于你。我文辞鄙陋，留下的书稿，自然比不上《猛回头》、《警世钟》，可毕竟是泣血之言，托你代存。家里，本也想写几个字，可怕牵挂太多，只能作罢。只是培云那里，你若是今后能帮上她些，我先谢过了。
今天我和你说，其实死也没有那么地疼，也没有那么地可怕，只要在一念之间坚持住，便去了，便永得自由。可你活着，带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牵挂，却是要更大的勇气了。不过，我深信你的善良会给你勇气。
弟培真绝笔”
那信我只看了一次，却是字字刺心，再难忘却。那或是我年轻时第一次面对的痛苦抉择，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办，只想着逃出去，只想着忘掉这事。我把信收好，下了楼，对着房东太太和苏菲说了谎：“他应该不要紧的，我得先走了。”
房东太太也是心善的人，听了我这不太可信的安慰却也是信了。可苏菲满面狐疑地看着我，摇摇头，说道：“不会的，罗先生不会这样。他不会什么都不说就走了。”
我自难辩驳，也不愿再多留，更不明白自己为何说了这该死的，无法圆的谎言，只径自走了。出门的时候还能听到苏菲悲伤的声音。
回到“榆园”，伊莎白已经起身，一个人坐在客厅的壁炉边。我想她或许有些预感，应该是在等我回来。她听见我的脚步声，便侧过脸，寻找着我的方向。颤动的火焰在她略微苍白的面庞上映出微微的红晕。一起四年了，我却是第一次宁可逃避她天使般的目光。
她没听见我的声音，眉宇间闪过一丝担忧和困惑。她撑着身边的沙发扶手，站起身，把自己的双手伸出，寻着我的方向：“乔治，是你吗？怎么不说话，出了什么事吗？”
我到她身边站定，握住她的手。她一定是觉出了我手上的寒气，甚至是我心中的不安，便拉着我坐下，关切地问道：“亲爱的，你怎么了？不会是病了吧？”
虽然明知她看不到，可我此时无论怎样也说不出话来，只是神经质般地摇着头，想是要尽力地否认什么。可能是从我双手的颤动中觉出了我此时的心境，她伸出右手，摸索着我的面庞，一阵热流从她的指尖隐隐传来。我闭上眼睛，只觉着她的身子此时和火焰融为一体，是我最渴望的温暖。
“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呢？”在黑暗中，她温柔的声音让我更觉着无地自容，只觉着力量从身体中散去，黑暗也似是变为永久。我再也撑不住自己，颓然地倒在伊莎白的怀中。
她自然也是一惊，忙着低下头，用双手捧起我的头。她还未来得及再追问，我却已无法自抑。那是前所未有的伤心，泪水、哭泣、浑身的颤抖。这样哭着，我便觉着身子一阵冷似一阵，也就更加渴望身边的温暖。我转过身，把头埋在伊莎白的肘间，双臂紧紧地把她抱住。
这虽来得突然，可伊莎白并没有把我推开。她用双手缓缓地抚摩我的肩背，然后俯下身，在我耳边轻声地安慰着我。那是一种不带着任何成见或是判定的安慰，只是因为她心中的信仰召唤她这样去做。
我吻她的手，她的腕，她的肩头，她的双颊，她的双唇。每一个吻都带着她身体的热度传入我心间。伊莎白没有拒绝，她让我吻她。她的双唇也微微开启，轻轻地与我的碰在一起。我能觉出她身子变得更热，而为了那份温暖，我不愿放开，只是把她抱得更紧。
因为抱得紧了，便能觉出伊莎白怦怦的心跳和渐急的呼吸。我心中稍一迟疑，伊莎白便用双手将我的头捧开，指尖在我的眉间和发际缓缓滑过。
“亲爱的朋友，为什么不说话呢？”伊莎白边温柔地问着，边爱怜地抚摸我的头发。
见我还是没有说话，她的声音里也多了一分焦虑：“我看不到你，也不知你到底是怎么了—说句话嘛！”
“我心里好乱，”我喃喃地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伊莎白努力地让自己的声音平静。
“人为什么要死呢？”我问她，却也是在自问。
这问题本不会有答案的，若不是因为早上的事情，我断不会这样去问她。可那天，我却是沿着这些凌乱无章的思绪继续地问了下去：“既然上帝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人，为什么不让人也能永生？”
“亲爱的，我们都是罪人，而罪的代价是死亡。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未食禁果之前，他们是可以永生的。可是‘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因为罪，死接踵而来，降临众生，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
”
或许是怕我曲解了圣经的真谛，她又接着解释道：“虽然我们都是罪人，都会死，可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跟主基督耶稣合而为一，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便是创世主对他的创造的爱。”
半迷半幻之中，我又问道：“那为什么有些人活得长，有些人活得短？”
伊莎白并没有因为我这些疑问而不悦，仍是耐心地说道：“《传道书》上不是说，万物都有定时，凡事必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有些人活得长，有些人活得短，有的人看得到，有的人看不到。我们或是一时不明白，可这些都会帮着我们认识神的设计。”
那天，我们便是那样依偎在一起，肌肤相依、灵魂相伴。伊莎白虔诚圣洁的声音让我不至彻底迷失于心灵的暗夜。可即便是天使的声音仍是不能让我的心全然平静。伊莎白定是觉出了我的不适，柔声问道：“你心跳得好快。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我没答她的话，只是握住她的手不肯放开。她一段段地背诵《传道书》和《诗篇》，直到天光变暗。
伊莎白见我仍是不好，又担心离开一刻我的情形会更糟，便让管家太太给华盛顿挂了电话。白牧师上了当晚的夜车，第二天的下午回到了家。
他送我去了校医院。医生们反复地检查，却也看不出什么，只是说我的心跳极快，而且不稳，虽说不上有即刻的性命之忧，但如此下去，心脏也会受损，必须留院观察。
伊莎白原本说要来看我，可她前一晚上彻夜未眠，白牧师怕她太过劳累，便自己留了下来。或许白牧师看出了些端倪，我这心病对伊莎白难以启齿。医生和护士走后，我本想着他会问起我此事的来龙去脉，可他却只和我讲些华盛顿的见闻与会上热议的话题。此时我的心自然不在那些深刻的讨论之上，更难去想救中国和救人心间的窄路。
我没再多犹豫，把培真的信交到白牧师手中，心跳也终于慢了下来。他看过信，在我床边坐下，握住我的手，和蔼地问道：“孩子，我能替你做什么？”
“我想忏悔，牧师，我想忏悔我的罪。”
他沉吟了片刻，轻声说道：“孩子，我们都是罪人。你或许犯了错误，但你的错误并非不可更改。”
“那培真呢？”我有些紧张地问道，“培真的罪？”
白牧师握紧了我的手，缓缓地说道：“和我一起祈祷好吗？我们祈祷培真没有犯下不可恕改的罪。”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身子总算痊愈。直到出院，医生们也讲不出病因到底为何。在我自己看来，这就是心病吧。病因在心里，而病症也在心里。
回到“榆园”，看见了培真大哥发来的电报。想来是白牧师设法通知了罗家。事已至此，再怕也是没用，打开电报，只是只言片语，托我们继续寻找培真的下落。
有那么一段，我注意着每天的环球报，怕是在哪一段里看见可怕的发现。不过一直什么也没看到，虽也有在河边或是海岸发现的自杀者的遗体，但没有一起提到是中国人。自此我心里便祈愿或许他最终没有走完那条路，只是在不知何地隐居起来，或是最终还是去了广州，也未可知。
此后伊莎白没再提起过那天，既没有问起我事情的起因，也没有责怪我的失态。这沉默起初自然让我松了口气，免掉了一应尴尬和不安。
时间久了，却也变成了些新的不便。和伊莎白坐在一起，不经意间，那天与她依偎和亲吻的瞬间便涌入心头，一旦想起来，自然会变得手足无措、心神不宁。
一次两次便也罢了，次数多了，我想伊莎白也明白了。只是她善良的心不忍让我难堪，就沉默着，等着我的心潮静下来。如此，我倒真的担起心来，生怕我们之间就此成了隔阂。
以往的事情是再难提起，我便把希望放在未来。或许培真的以死殉国终于让我下了决心。我心里做好了打算，一毕业，便和白牧师正式地提出受洗的要求，然后向伊莎白求婚。
期末考试之前，我给家里拍了电报，说是因为要准备申请研究生，暑假便不回去探亲了。原本心中颇是忐忑，怕惹着父亲生气或是起疑，可没几天，便收着回电，让我以学业为重，家事不必挂心。拿着电报，心里自然一下子畅快了不知多少，也顾不上再责怪自己有蒙骗家严之嫌。
期末考试过了，只等着毕业典礼，我便向白牧师提出了受洗。他没有马上答应，倒也没有劝我再等，只问我是否和父亲讲明了。我没有正面答他，只是说自己长大了，也想好了。
我猜想白牧师是明白的，只是我的话不错。即便是家里不同意，他也是不能拒绝我的。可从另一节上来讲，他有些犹豫却不仅是因为对我父亲的情分。我想他是希望我发自真心，而不只是为了能娶伊莎白。
“你以前看过我给信徒洗礼，对不对？”白牧师问道，“你怎么想：洗礼是怎样的仪式？”
“是很神圣的仪式，”我郑重地答道。
“我不是问这个，”他和蔼地纠正道，“你觉着他们受洗之后怎么样，有什么变化？”
“这我倒看不大出来。我是说他们好似都很激动、很快乐，除此倒也没什么不同。不过，我想洗礼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吗，变化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灵魂。”
“这些年，你对基督教的教义已了解很深，所以我无需再为你准备。可是，在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你的救世主之前，你必须忏悔过往所有的罪过。这听起来容易，可真心地去做却不是那么容易。你知道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以往的一切，包括以往你的信仰，都会从此终结。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那时我心里确实诧异。这么多年的相处，他为什么在这最后一刻却仍是怀疑我的虔诚。我本想着马上表白，可转念一想，这不是只靠说的，必定要有些作为。这么想了，我便让白牧师给我一个星期，我会给他个满意的答案。
其实说到那里，我便已想好了自己的计划。终结以往的自己其实既是心里的事，也是实际的事。我需要个象征，就像洗礼象征新生活的开始，我同样需要给旧生活一个像样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