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第60章 无声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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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而治的日子，李素这个丞相也相对清闲。
那几年里，李素基本上可以把日常政务丢给新人，而他自己只要抓大方向，外加做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主持国家的对外探索和开拓。
毕竟这种活儿不枯燥，还可以偶尔借故代天巡狩、出远门游览长见识，算是最适合现代人三观的了。李素前世剩下的那点先知先觉，也只有在这些领域，才最好发挥。
有钱有势之后，又没有别的高科技娱乐活动，谁不想周游世界啊。
而这几年里、李素把日常政务一步步清闲下放，也导致了大汉朝廷中枢权力结构进一步的过渡变化。
毕竟岁月不饶人，老一辈的官僚到了年纪，总会因为精力不济而慢慢退下去的。
随着时间进入217年初，朝中的中枢人事构成，大致是这样的：
之前已经退居二线的司徒钟繇，现在是彻底告老退休了，司徒的荣誉头衔也辞了。
按照历史，钟繇的寿命倒是还能再活个十年，现在是六十七岁。但天下如此太平，也犯不着让一个老人一直忙活，该退休就退休。
朝廷人事的另一个重大变故，是尚书令荀攸，也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居二线，暂时保留尚书令头衔，实际上接替钟繇为长安留守。
别看荀攸比钟繇年轻十几岁，可历史上他的寿命比钟繇还短得多，原本这时候都已经死了。只不过，荀攸历史上的死因，是建安十八年的曹操伐吴大战时、在军中染病。
历史上，汉末最严重的两场造成高层大人物批量死亡的瘟疫，就要数建安十八年和二十二年那两场了，还都跟曹孙之间的大战有关。
后人分析，那显然是因为动辄十万计的大军、在大范围上南北调动，士卒水土不服、还把炎热和寒冷环境下的病原体千里转运携带回后方，才导致那么重的死伤。
简单来说，就是“曹军打孙权时染了南方才常见的瘟疫，然后带回北方。而北方的大部分人口，当时对南方来的瘟疫缺乏免疫力，就大面积死亡。
同理曹军也把南方比较罕见的北方瘟疫带到南方传染给孙权军，导致孙权军高层也明显有一批死亡。”
现在，因为战争早已结束，所以这种原本该由大规模军事调动导致的瘟疫异地流动，被大大缓解了。所以荀攸、鲁肃这些原本就是染疫而亡的随军将领，也都能尽享天年。
“建安七子”在原本历史上，也是在这第二场瘟疫中团灭的，现在这些情况也同样没有发生。
荀攸仅仅是正常年老多病、退居二线，他的活儿不能没人干，这就轮到当了五年中书令的诸葛亮，正式接手尚书令的差事。
不过，荀攸还要保留尚书令的头衔待遇，所以暂时给诸葛亮司空的头衔过渡一下，也算是朝廷最后一次封旧的实权三公，
等荀攸彻底正式退休，将来就废除旧三公，让诸葛亮名正言顺只挂尚书令。
诸葛亮挂司空的名头做尚书令的事儿之后，他原本空出来的中书令职务，就由鲁肃接替。
到这时候为止，汉朝新的三省官职基本上也搭建完毕了。
原本黄门系统的也正式改称“门下省”，门下系统的最高官员原本只是“侍中”，听起来比尚书令中书令差点逼格，
为了以示区别，刘备跟朝臣商量之后，把“门下省”的长官暂时称为“大纳言”，其实这也是跟后世隋唐时期三省制初设时改得差不多。而其下的副职，才继续称“侍中”，可以设两人。
同理，上述的“尚书令”、“中书令”旁边，也一样设左右两个副职，自然就叫仆射了。
这些三省副职的设立，也可以避免撤销三公荣誉头衔后、“国家级”位置太少，安排不下那么多功臣元老，都往“部尚书级”挤。
217年人事调整后的大汉朝廷，借着钟繇荀攸的退休，还趁机清退整顿了一批年老衰弱之人。
这期间，还有原本的侍中沮授年老病死，另外一些老臣也不在了。历史上沮授这时候都死了有十五年了，不过原本他该是官渡之战中死的，属于非正常死亡，并非天寿已尽，如今才多活了十几年。
沮授虽然是袁绍那儿过来的降臣，但他毕竟跟刘备早年就有交集，灵帝的时候还短暂做过刘备上级和同僚。所以沮授病逝的时候，刘备还挺真性情地伤感了一下，辍朝一日。
至于刘表、简雍、孙乾这些原本的九卿，荀彧之类的降臣，如今也已去世，自不必提（简雍最后的事迹记载在214年，《三国志》上刘备称帝时没有封他的纪录，可见肯定是没活到刘备称帝。寿命跟孙乾差不多）
最终梳理过后，朝廷以李素为丞相、
诸葛亮以司空录尚书令事、鲁肃为中书令、顾雍为大纳言。
以法正为尚书左仆射，刘巴为尚书右仆射；
以董和为中书左仆射，国渊为中书右仆射；
以诸葛瑾为门下左侍中，张松为门下右侍中。
其余各部尚书，也都是依次递补，包括礼部尚书兼宗正的刘德然（刘备的堂弟），使部尚书徐庶、文部尚书管宁，
吏部尚书邓芝，财部尚书糜竺，民部尚书黄权，
工部尚书张裔，兵部尚书庞统，刑部尚书杨洪，医部尚书张机。
这套全面整顿后拿出来的新班底，比原先的老班底多多少少实现了年轻化，刘备估摸着够他这辈子用的了，很多说不定还能留给后人，也便于百年之后的权力平稳过渡。
……
大汉提前结束乱世和战争、让历史上那些因为大规模屠杀和尸体处理不及时而爆发的瘟疫，被遏制在了萌芽阶段。
让不少原本因为瘟疫而早逝的名臣猛将，延续了发光发热的时间。
不过，自然规律终究是不能避免的。既然汉末原本的大瘟疫，根源在于“原本南北交流较少，所以南方人才有抵抗力的疾病，北方人接触不到，反之亦然”。
那么，只要南北交流扩大，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伴随着瘟疫的阵痛。
这一世，因为大汉越来越重视商贸物流建设，诸葛家族为代表的民营大宗货物物流巨头们，有数以千计的河海转运船舶在大江大河南北各处周转。
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带来了“大规模人口的数千里往来迁徙”，也是丝毫不比历史同期的战争调度少，甚至距离还更远，还有去到扶桑、三韩、林邑、旅汉的。
当地的疾病也免不了会带回中原，也肯定会导致一些人口下降。
无非这种人口下降不像几十万人厮杀的千里远征那样会集中爆发，而是慢慢分批缓释。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度医疗资源，防止卫生系统被挤崩，才没大规模出现失控瘟疫。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
所以总的来说，这段时间国家经济虽然在始终高速发展恢复，但那几年里国家的人口增长却不明显。
早在202年刘备刚统一中原时，天下人口2800多万。后来207年征服扶桑三韩、靠兼并新增地区的人口，才恢复到3100多万。这部分增长出来的人口，三分之二是来自于新征服，只有三分之一是汉人自己生育多出来的。
但是又十年过去了，中间还兼并了漠南草原和东胡草原上的外逃汉人和投降的鲜卑乌桓，到217年的时候，大汉人口依然还只有3200多万。
十年里才绝对增长了100万人，就算考虑上对草原作战时的军民伤亡、生育减少，这个数字也是有点不正常的。
也就是说增长几乎都来源于新征服，自身生育增长几乎没有。
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商贸提前发展，华夏大地提前进入了南北人口大流动环境”，导致的疾病流行人口死亡加速。
但这个代价，是任何国家从“安土重迁、封闭管理”的传统模式，向近代迁徙社会转移过程中，都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也不能指责任何统治者。
另外，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民族也不是完全没得到好处。比如虽然十年人口没怎么涨，可人民的身体免疫力却是实打实提高了的。
十年前南方人的身体对北方病毒没什么抵抗力，一辈子也见不到几个北方来的人，也没机会被传染。
北方人也是同理，之前一遇到华南地区的“瘴疠之气”就直接热带病毒倒了，十年交流下来之后，北方人哪怕足不出户，多多少少也对瘴气有点免疫力了，绝对不会再出现演义里“五月渡泸”时的瘟疫惨状。
当然，凡事都有一个过程，以诸葛亮改善后的交通基建水平，十年时间还不至于让全体大汉子民都得到这方面的好处。目前只能做到“南北方各大主流枢纽都市周边的百姓，身体的综合免疫水平提升了一级”。
比如南方的成都、襄阳、武昌、金陵，北方除了东西两京，还有邺城、蓟城，这八大都市的市民，基本上做到了南北流行病都多少有点抗元，都遇到过了。
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封闭自然经济圈子里，绝大多数人口依然没有遇到千里之外疾病的机会。
在“南北病毒免疫交流”的自然过程中，大汉的卫生系统建设和医学发展，也得到了相当的进步，既有理论总结上的，也有实践经验上的。
名医出身的张机，也做到了李素为他新设的一个部的尚书职位，让大汉中枢朝廷的部数突破了十个部，新设的这个就专门管医疗卫生公共健康。
这一切，都是在逐步打好国家和民族的健康基础，等大部分国民消化了更广大疆土上遇到的新病毒、都建立起群体免疫，才能进一步往外扩张地理发现。
（别笑，古代，一直到大航海时代，都是这么缓慢建立群体免疫的。
欧洲人去美洲、能带去一个天花就把美洲土著弄掉大半，殊不知美洲独有的疾病，对欧洲人健康的威胁也是巨大的。
只是欧洲人容易控制接触新传染源的节奏、是掌握交流主动权的一方，能控制群体免疫的建立和扩散速度，才没酿成太严重的大祸。
所以说对外地理发现探索的节奏很重要，主动发起探索的一方，才能牢牢把握住这个节奏。
汉人要是连“扶桑、夷洲、林邑常见病毒”抗元屏障都没建立起来，就直接找到澳洲美洲，那说不定才是一场灾难呢。
即使是按照现在的节奏，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依然不少。
内地人民还算可控，因为出现问题可以暂时阻断超远程商贸往来、建立隔离。
比如遇到海员上岸，要先让水手们单独住一个地方半个月一个月的，反正他们本来也要等季风、等装卸货，让他们私下里自己住一起上岸休闲玩乐，也不误事。
但是对于这些海员本身来说，他们承担的免疫风险，就没有别的屏障来帮他们隔离的，早期的海员等于是处在免疫交流的第一线。
所以每年都要补充上去几千甚至几万人的海船水手，这些水手和海军士卒的待遇也一直保持很高，因为遇到未知疾病病死的风险太大了。
另外，在航海交流过程中，李素和诸葛亮这些主政者，也算是体恤海员疾苦。为了让他们每次回到中原时保持耐心隔离，别想着跑出来，只好给这些常年吃苦的航海者，在港口码头建立起专营消费的娱乐场所系统，好拴住他们不至于反抗。
港口海关隔离区里的酒馆澡堂、秦楼楚馆一应俱全。想喝个大酒闹点事发泄发泄，或者泡个澡做个马杀鸡解解乏，全都有足量供应。
至于里面的服务从业者，尽量官营组织自愿从业无依无靠的孤寡，或者靠之前征服异族过程中、抓回来的异族女人奴隶。
反正李素和诸葛亮算是在这一方面远超鼻祖管仲了，这个“自比管乐”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海关隔离区的服务人员，待遇也远比同等素质在外面自由执业的更高，因为有政府补贴。补贴的代价就是这些人也要放弃一定程度的人生自由，只能住在海关隔离区里跟靠岸海员为伍，不能随随便便离开隔离区。
如此精心操持之下的地理发现开拓事业，为大汉带来了稳健而持续的收益，也每年付出上万水手的生命。
而这一年，随着一支之前朝廷派去旅汉群岛一路往南地理探索绘图的船队回来，也给刘备带回了一条让他挺扼腕的消息——
负责探索南洋诸岛的前将军太史慈，终于在后世的菲律宾南部，感染了不知名的瘟疫，最后光荣死在异国他乡，最后只能是拿海盐腌制了尸体，才算是在热带环境下保存带了回来。
其实，历史上太史慈的寿命也就四十多岁，本来这时候早就已经死了，这已经算是跟随刘备阵营混了之后，医疗条件有所改善，多活的。
而刘备之前考虑到甘宁的健康条件对热带病免疫力极低，去不了南方，才让周瑜甘宁负责东北航路、让太史慈步骘负责南方航路。
没想到太史慈虽然情况比甘宁好点，也去过交趾和林邑，但毕竟是东莱出生的北方人，上了年纪后免疫力下降，还是没扛住新的热带病。
不过，这也算是比死在病榻上光荣了不少，好歹是在对外开拓探险中亡故的。李素作为鼓励开拓的代表，也劝谏刘备给太史慈加了死后哀荣，还给他的子孙加了不少钱粮赏赐。
刘备感慨于最初元从的老臣老将，已经到了逐步凋零的年纪，心中也是很感慨的。
去年和前年孙乾、简雍分别故去的时候，他就很是伤感，尤其简雍。这次太史慈也是中平四年刘备刚刚起兵平张纯阶段来投的旧人。
可以说只比李素、鲁肃等人晚来了半年到几个月而已。只是中间跟着糜竺镇守地方了数年，错过了不少立功机会，但怎么说也算元从了。
刘备一想到自己也五十七岁了，称帝二十二载，老之将至，很想趁着自己还走得动，朝廷的国债也彻底还清了、有点余钱，想出巡看看这些年新拓展的疆土。
不过，刘备又怕被群臣反对，说靡费国帑、不务正业，甚至拿“秦始皇就是因为常年巡游在外，才导致对国家不利”这个标准话术来道德绑架，一时还有点拿不定主意。
好在，丞相李素倒是支持他的。作为皇帝，开开眼界也好，有些事情经历一次，也便于给后世垂范，知道怎么教育子孙，为将来计。
只要掌握好度，别老是欠着国债、借钱出巡，就没问题。
在这个基调下，刘备跟群臣讨论了一番，那些觉得“出巡不是明君所为”的观点，基本上被李素想办法驳斥了，搬掉了大义名分方面的障碍，让刘备很满意。
最后的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出巡的规模和钱粮消耗上。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就不是问题，刘备合计了一下之后，决定不要动用国库的钱粮，而是动用这些年攒下的皇室内帑，来办这事儿。
另外，出巡所需的交通工具运力，也不一定要朝廷官办现造嘛，完全可以买民间商用的稍加改良，这就节约不少，这就能找供应商承包了。
最后，毫不意外半是刘备掏腰包、半是“诸葛物流”商社给皇帝打折请客。准备了诸葛均的车队船队承运，给皇帝和亲随护卫军队、随行百官出巡。
垂拱而治的日子，李素这个丞相也相对清闲。
那几年里，李素基本上可以把日常政务丢给新人，而他自己只要抓大方向，外加做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主持国家的对外探索和开拓。
毕竟这种活儿不枯燥，还可以偶尔借故代天巡狩、出远门游览长见识，算是最适合现代人三观的了。李素前世剩下的那点先知先觉，也只有在这些领域，才最好发挥。
有钱有势之后，又没有别的高科技娱乐活动，谁不想周游世界啊。
而这几年里、李素把日常政务一步步清闲下放，也导致了大汉朝廷中枢权力结构进一步的过渡变化。
毕竟岁月不饶人，老一辈的官僚到了年纪，总会因为精力不济而慢慢退下去的。
随着时间进入217年初，朝中的中枢人事构成，大致是这样的：
之前已经退居二线的司徒钟繇，现在是彻底告老退休了，司徒的荣誉头衔也辞了。
按照历史，钟繇的寿命倒是还能再活个十年，现在是六十七岁。但天下如此太平，也犯不着让一个老人一直忙活，该退休就退休。
朝廷人事的另一个重大变故，是尚书令荀攸，也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居二线，暂时保留尚书令头衔，实际上接替钟繇为长安留守。
别看荀攸比钟繇年轻十几岁，可历史上他的寿命比钟繇还短得多，原本这时候都已经死了。只不过，荀攸历史上的死因，是建安十八年的曹操伐吴大战时、在军中染病。
历史上，汉末最严重的两场造成高层大人物批量死亡的瘟疫，就要数建安十八年和二十二年那两场了，还都跟曹孙之间的大战有关。
后人分析，那显然是因为动辄十万计的大军、在大范围上南北调动，士卒水土不服、还把炎热和寒冷环境下的病原体千里转运携带回后方，才导致那么重的死伤。
简单来说，就是“曹军打孙权时染了南方才常见的瘟疫，然后带回北方。而北方的大部分人口，当时对南方来的瘟疫缺乏免疫力，就大面积死亡。
同理曹军也把南方比较罕见的北方瘟疫带到南方传染给孙权军，导致孙权军高层也明显有一批死亡。”
现在，因为战争早已结束，所以这种原本该由大规模军事调动导致的瘟疫异地流动，被大大缓解了。所以荀攸、鲁肃这些原本就是染疫而亡的随军将领，也都能尽享天年。
“建安七子”在原本历史上，也是在这第二场瘟疫中团灭的，现在这些情况也同样没有发生。
荀攸仅仅是正常年老多病、退居二线，他的活儿不能没人干，这就轮到当了五年中书令的诸葛亮，正式接手尚书令的差事。
不过，荀攸还要保留尚书令的头衔待遇，所以暂时给诸葛亮司空的头衔过渡一下，也算是朝廷最后一次封旧的实权三公，
等荀攸彻底正式退休，将来就废除旧三公，让诸葛亮名正言顺只挂尚书令。
诸葛亮挂司空的名头做尚书令的事儿之后，他原本空出来的中书令职务，就由鲁肃接替。
到这时候为止，汉朝新的三省官职基本上也搭建完毕了。
原本黄门系统的也正式改称“门下省”，门下系统的最高官员原本只是“侍中”，听起来比尚书令中书令差点逼格，
为了以示区别，刘备跟朝臣商量之后，把“门下省”的长官暂时称为“大纳言”，其实这也是跟后世隋唐时期三省制初设时改得差不多。而其下的副职，才继续称“侍中”，可以设两人。
同理，上述的“尚书令”、“中书令”旁边，也一样设左右两个副职，自然就叫仆射了。
这些三省副职的设立，也可以避免撤销三公荣誉头衔后、“国家级”位置太少，安排不下那么多功臣元老，都往“部尚书级”挤。
217年人事调整后的大汉朝廷，借着钟繇荀攸的退休，还趁机清退整顿了一批年老衰弱之人。
这期间，还有原本的侍中沮授年老病死，另外一些老臣也不在了。历史上沮授这时候都死了有十五年了，不过原本他该是官渡之战中死的，属于非正常死亡，并非天寿已尽，如今才多活了十几年。
沮授虽然是袁绍那儿过来的降臣，但他毕竟跟刘备早年就有交集，灵帝的时候还短暂做过刘备上级和同僚。所以沮授病逝的时候，刘备还挺真性情地伤感了一下，辍朝一日。
至于刘表、简雍、孙乾这些原本的九卿，荀彧之类的降臣，如今也已去世，自不必提（简雍最后的事迹记载在214年，《三国志》上刘备称帝时没有封他的纪录，可见肯定是没活到刘备称帝。寿命跟孙乾差不多）
最终梳理过后，朝廷以李素为丞相、
诸葛亮以司空录尚书令事、鲁肃为中书令、顾雍为大纳言。
以法正为尚书左仆射，刘巴为尚书右仆射；
以董和为中书左仆射，国渊为中书右仆射；
以诸葛瑾为门下左侍中，张松为门下右侍中。
其余各部尚书，也都是依次递补，包括礼部尚书兼宗正的刘德然（刘备的堂弟），使部尚书徐庶、文部尚书管宁，
吏部尚书邓芝，财部尚书糜竺，民部尚书黄权，
工部尚书张裔，兵部尚书庞统，刑部尚书杨洪，医部尚书张机。
这套全面整顿后拿出来的新班底，比原先的老班底多多少少实现了年轻化，刘备估摸着够他这辈子用的了，很多说不定还能留给后人，也便于百年之后的权力平稳过渡。
……
大汉提前结束乱世和战争、让历史上那些因为大规模屠杀和尸体处理不及时而爆发的瘟疫，被遏制在了萌芽阶段。
让不少原本因为瘟疫而早逝的名臣猛将，延续了发光发热的时间。
不过，自然规律终究是不能避免的。既然汉末原本的大瘟疫，根源在于“原本南北交流较少，所以南方人才有抵抗力的疾病，北方人接触不到，反之亦然”。
那么，只要南北交流扩大，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伴随着瘟疫的阵痛。
这一世，因为大汉越来越重视商贸物流建设，诸葛家族为代表的民营大宗货物物流巨头们，有数以千计的河海转运船舶在大江大河南北各处周转。
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带来了“大规模人口的数千里往来迁徙”，也是丝毫不比历史同期的战争调度少，甚至距离还更远，还有去到扶桑、三韩、林邑、旅汉的。
当地的疾病也免不了会带回中原，也肯定会导致一些人口下降。
无非这种人口下降不像几十万人厮杀的千里远征那样会集中爆发，而是慢慢分批缓释。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度医疗资源，防止卫生系统被挤崩，才没大规模出现失控瘟疫。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
所以总的来说，这段时间国家经济虽然在始终高速发展恢复，但那几年里国家的人口增长却不明显。
早在202年刘备刚统一中原时，天下人口2800多万。后来207年征服扶桑三韩、靠兼并新增地区的人口，才恢复到3100多万。这部分增长出来的人口，三分之二是来自于新征服，只有三分之一是汉人自己生育多出来的。
但是又十年过去了，中间还兼并了漠南草原和东胡草原上的外逃汉人和投降的鲜卑乌桓，到217年的时候，大汉人口依然还只有3200多万。
十年里才绝对增长了100万人，就算考虑上对草原作战时的军民伤亡、生育减少，这个数字也是有点不正常的。
也就是说增长几乎都来源于新征服，自身生育增长几乎没有。
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商贸提前发展，华夏大地提前进入了南北人口大流动环境”，导致的疾病流行人口死亡加速。
但这个代价，是任何国家从“安土重迁、封闭管理”的传统模式，向近代迁徙社会转移过程中，都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也不能指责任何统治者。
另外，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民族也不是完全没得到好处。比如虽然十年人口没怎么涨，可人民的身体免疫力却是实打实提高了的。
十年前南方人的身体对北方病毒没什么抵抗力，一辈子也见不到几个北方来的人，也没机会被传染。
北方人也是同理，之前一遇到华南地区的“瘴疠之气”就直接热带病毒倒了，十年交流下来之后，北方人哪怕足不出户，多多少少也对瘴气有点免疫力了，绝对不会再出现演义里“五月渡泸”时的瘟疫惨状。
当然，凡事都有一个过程，以诸葛亮改善后的交通基建水平，十年时间还不至于让全体大汉子民都得到这方面的好处。目前只能做到“南北方各大主流枢纽都市周边的百姓，身体的综合免疫水平提升了一级”。
比如南方的成都、襄阳、武昌、金陵，北方除了东西两京，还有邺城、蓟城，这八大都市的市民，基本上做到了南北流行病都多少有点抗元，都遇到过了。
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封闭自然经济圈子里，绝大多数人口依然没有遇到千里之外疾病的机会。
在“南北病毒免疫交流”的自然过程中，大汉的卫生系统建设和医学发展，也得到了相当的进步，既有理论总结上的，也有实践经验上的。
名医出身的张机，也做到了李素为他新设的一个部的尚书职位，让大汉中枢朝廷的部数突破了十个部，新设的这个就专门管医疗卫生公共健康。
这一切，都是在逐步打好国家和民族的健康基础，等大部分国民消化了更广大疆土上遇到的新病毒、都建立起群体免疫，才能进一步往外扩张地理发现。
（别笑，古代，一直到大航海时代，都是这么缓慢建立群体免疫的。
欧洲人去美洲、能带去一个天花就把美洲土著弄掉大半，殊不知美洲独有的疾病，对欧洲人健康的威胁也是巨大的。
只是欧洲人容易控制接触新传染源的节奏、是掌握交流主动权的一方，能控制群体免疫的建立和扩散速度，才没酿成太严重的大祸。
所以说对外地理发现探索的节奏很重要，主动发起探索的一方，才能牢牢把握住这个节奏。
汉人要是连“扶桑、夷洲、林邑常见病毒”抗元屏障都没建立起来，就直接找到澳洲美洲，那说不定才是一场灾难呢。
即使是按照现在的节奏，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依然不少。
内地人民还算可控，因为出现问题可以暂时阻断超远程商贸往来、建立隔离。
比如遇到海员上岸，要先让水手们单独住一个地方半个月一个月的，反正他们本来也要等季风、等装卸货，让他们私下里自己住一起上岸休闲玩乐，也不误事。
但是对于这些海员本身来说，他们承担的免疫风险，就没有别的屏障来帮他们隔离的，早期的海员等于是处在免疫交流的第一线。
所以每年都要补充上去几千甚至几万人的海船水手，这些水手和海军士卒的待遇也一直保持很高，因为遇到未知疾病病死的风险太大了。
另外，在航海交流过程中，李素和诸葛亮这些主政者，也算是体恤海员疾苦。为了让他们每次回到中原时保持耐心隔离，别想着跑出来，只好给这些常年吃苦的航海者，在港口码头建立起专营消费的娱乐场所系统，好拴住他们不至于反抗。
港口海关隔离区里的酒馆澡堂、秦楼楚馆一应俱全。想喝个大酒闹点事发泄发泄，或者泡个澡做个马杀鸡解解乏，全都有足量供应。
至于里面的服务从业者，尽量官营组织自愿从业无依无靠的孤寡，或者靠之前征服异族过程中、抓回来的异族女人奴隶。
反正李素和诸葛亮算是在这一方面远超鼻祖管仲了，这个“自比管乐”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海关隔离区的服务人员，待遇也远比同等素质在外面自由执业的更高，因为有政府补贴。补贴的代价就是这些人也要放弃一定程度的人生自由，只能住在海关隔离区里跟靠岸海员为伍，不能随随便便离开隔离区。
如此精心操持之下的地理发现开拓事业，为大汉带来了稳健而持续的收益，也每年付出上万水手的生命。
而这一年，随着一支之前朝廷派去旅汉群岛一路往南地理探索绘图的船队回来，也给刘备带回了一条让他挺扼腕的消息——
负责探索南洋诸岛的前将军太史慈，终于在后世的菲律宾南部，感染了不知名的瘟疫，最后光荣死在异国他乡，最后只能是拿海盐腌制了尸体，才算是在热带环境下保存带了回来。
其实，历史上太史慈的寿命也就四十多岁，本来这时候早就已经死了，这已经算是跟随刘备阵营混了之后，医疗条件有所改善，多活的。
而刘备之前考虑到甘宁的健康条件对热带病免疫力极低，去不了南方，才让周瑜甘宁负责东北航路、让太史慈步骘负责南方航路。
没想到太史慈虽然情况比甘宁好点，也去过交趾和林邑，但毕竟是东莱出生的北方人，上了年纪后免疫力下降，还是没扛住新的热带病。
不过，这也算是比死在病榻上光荣了不少，好歹是在对外开拓探险中亡故的。李素作为鼓励开拓的代表，也劝谏刘备给太史慈加了死后哀荣，还给他的子孙加了不少钱粮赏赐。
刘备感慨于最初元从的老臣老将，已经到了逐步凋零的年纪，心中也是很感慨的。
去年和前年孙乾、简雍分别故去的时候，他就很是伤感，尤其简雍。这次太史慈也是中平四年刘备刚刚起兵平张纯阶段来投的旧人。
可以说只比李素、鲁肃等人晚来了半年到几个月而已。只是中间跟着糜竺镇守地方了数年，错过了不少立功机会，但怎么说也算元从了。
刘备一想到自己也五十七岁了，称帝二十二载，老之将至，很想趁着自己还走得动，朝廷的国债也彻底还清了、有点余钱，想出巡看看这些年新拓展的疆土。
不过，刘备又怕被群臣反对，说靡费国帑、不务正业，甚至拿“秦始皇就是因为常年巡游在外，才导致对国家不利”这个标准话术来道德绑架，一时还有点拿不定主意。
好在，丞相李素倒是支持他的。作为皇帝，开开眼界也好，有些事情经历一次，也便于给后世垂范，知道怎么教育子孙，为将来计。
只要掌握好度，别老是欠着国债、借钱出巡，就没问题。
在这个基调下，刘备跟群臣讨论了一番，那些觉得“出巡不是明君所为”的观点，基本上被李素想办法驳斥了，搬掉了大义名分方面的障碍，让刘备很满意。
最后的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出巡的规模和钱粮消耗上。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就不是问题，刘备合计了一下之后，决定不要动用国库的钱粮，而是动用这些年攒下的皇室内帑，来办这事儿。
另外，出巡所需的交通工具运力，也不一定要朝廷官办现造嘛，完全可以买民间商用的稍加改良，这就节约不少，这就能找供应商承包了。
最后，毫不意外半是刘备掏腰包、半是“诸葛物流”商社给皇帝打折请客。准备了诸葛均的车队船队承运，给皇帝和亲随护卫军队、随行百官出巡。